说“开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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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铁志 |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象某些官员的工作状态,不妨套用村上春树的说法:不是在会上,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不是召集人开会,就是被人召集开会。“开会”与“被开会”,基本是其工作常态,也不妨说是生活常态,因为即便是业余时间,也有不少消耗在会上。不管本人愿意与否,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开会的重要性想必尽人皆知,它既是落实工作的必要手段,又是一个人身份的外在标志。当一个领导对你说:“这个事恐怕要开个会研究一下”,意味着此事不仅提到议事日程,而且在领导日理万机的日程安排中被摆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当一个人行色匆匆地走在路上说“正在赶一个会”时,往往是对自己身份的某种表白。或许他自己倒未必多么顾盼自雄,但听话的人马上意识到说话人的角色,不禁会有一种羡慕与同情相交织的感情在心中荡漾。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开会似乎成了工作的唯一手段,成了判断是否做工作的唯一标准。安排部署工作要开会,贯彻落实工作要开会,传达上级精神要开会,检查任务执行要开会,学习辅导要开会,经验交流要开会,通报情况要开会,任免干部要开会,处分员工要开会,转变“四风”要开会,减少会议本身也不能不开会,首先要开一个如何减少会议的会。衡量一个领导同志的工作业绩,有很多考量指标,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看他过去一年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有没有以会议传达会议,以会议贯彻会议。 会的开与不开、早开与晚开、长开与短开、正职开还是副手开、班子全体出席还是部分领导参加、集中一项议题还是多个议题一勺烩,都大有讲究,从中颇能看出一位领导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能看出他的能力和水平。别以为我故弄玄虚,一个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好干部,未必能开明白一个会。过去有“贯彻上级指示精神不过夜”之说,不仅是表明工作的紧迫与重要,更是表明一种及时贯彻落实的积极态度。在很多情况下,连夜开会、连夜给上级写报告、连夜将报告发出,抢得表态的头筹,甚至比具体贯彻落实工作本身显得更重要。对其中某些同志而言,倒不见得是有意搞形式主义、文牍主义那一套,而是他们从心里以为这就是在做具体工作——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 问题在于,会议的主要功能或者说唯一功能,大概就是传达精神、统一思想、部署工作、提出要求之类,一句话,主要是达到“说”和“听”的目的,充其量是解决“统一思想”的问题,解决不了“实干”的问题。一项工作从中央到省市、从省市到县乡、从县乡到具体的落实人,通常需要经过很多中间环节,也就是要开很多会。而所有这些会,依然还是停留在“说”和“听”的层面,依然解决不了“实干”的问题。以种粮为例,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说得再充分,最后还要落实到抓住农时、加紧耕种上;从上到下多少领导、多少顶“大盖帽”,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农民兄弟一顶“破草帽”上。在某些人看来,工作的周期就是开会的周期:从上至下层层部署,再由下至上层层汇报,一项工作就算大功告成。 多数干部扮演的是多重角色,在上级面前是执行者,在下级面前既是领导者,又是部署者,还是执行者。如果承担的工作不止一两项,需要扮演的角色当然就更多,需要参加的会议和自己主持的会议自然也就更多。所谓“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往往是中层干部、基层干部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 请读者诸君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并不一般反对开会。不仅不反对,而且认为高质量的会议的确是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的有效有段。我所反对的是为开会而开会,是形式大于内容的会,是简单表态作秀的会,是兴于会、止于会,是把开会当成工作的唯一手段,只重态度、不重实效的会,一句话,是劳民伤财徒有其表的会,是耗时费力不解决问题的会,是把与会者变成奴隶和傻瓜的异化的会。 “文”而成山,“会”而成海,为“会”而“会”,早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也为所有想干实事的同志所诟病。因为会议本身毕竟不能产大米、出钢材,不能令神舟上太空,不能让航母到远海。尽最大可能少开会、开短会,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努力提高会议质量,是改进工作的实在举措,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具体表现,是所有不想混日子的同志所共同期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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