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场攀附 |
| ——取祸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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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水寒 |
在中国的官场，一直存在着一个让人困惑的现象，即“周永康倒了，倒了一批干部；令计划倒了，倒了一批干部”。似乎《红楼梦》中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是针对当下说的似的。
如果说，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封建社会，这种现象的出现还可理解的话，那么，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在民主与法治已然成为主旋律的情况下，再频频出现这种现象就是一种讽刺。它只能说明，我们的政治生活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我们的选人用人机制，和党的宗旨，和宪法等文本的政治期许还有一定差距。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的这一原则在实践中如何体现呢？主要是两条：一是靠人民的使者即人大代表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二是依法选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两条落实的如何呢？可以说都存在某种差距。就拿选举来说，无论是《宪法》，还是《选举法》、《代表法》、《组织法》都有明确规定，那就是代表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投票的权利。“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选民，也可以弃权。”可实际生活中，侵犯代表民主选举权利的事还时有发生。“保证当选”仍然在支配着选举。选举本来是一种权利享受，这样一搞，却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抑或一种纠结，这岂不有违人民当家作主的初衷。正因为选举在某些地方成为地道的“走形式”，所以政坛才屡现“问题干部”的身影，官场才有“我这个官不是选的，而是领导给的”和“干对事不如跟对人”这样的奇谈怪论。我们说，官员“家臣化”这种丑恶现象的沉渣泛起，根子在于人民（通过人大代表）民主选举权利的缺位，根子在于“组织被架空，官员私相授受成为可能”。如果不是这样，官员的命运不是形式上而是实质上由人民选举产生，我敢保证，官场的攀附之风会很快得到遏制。官场长期存在的“只向上负责，而不向下负责”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权力来自何处，忠诚投向何方”，这道理从来都不深奥。
历史证明，那种“不问是非，不讲原则，有奶就是娘”的官场攀附，尽管有的人会一时得逞，但最终都没有好下场。当年，宋之问的诗名和沈佺期同名，人称“沈宋”。可宋之问的人品全不如他的诗品。他看到武则天男宠张昌宗、张易之权倾朝野，为了巴结二人，竟厚颜无耻地去干为“二张”提尿壶的勾当。“二张”被诛后，宋之问获罪被贬岭南，后逃到洛阳朋友王同皎家中，王待他如亲人，谈话间向他流露出对当朝权贵武三思的不满，宋听后，为了巴结武三思，居然密告王同皎谋反，使王被判斩刑。宋之问因告密有功而被释放并官复原位。如此的“卖友邀荣”的卑鄙小人，尽管一时达到了某些目的，但“人作死一定死”。待唐玄宗即位，恶其行径，随即将其“赐死”，结束了他不光彩的一生。类似宋之问这样的因攀附权贵而遭祸殃的，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
有鉴于此，古往今来的有识之士，对官场攀附从来都保持戒心。唐代的天宝末年，杨国忠为相，因其又是玄宗宠妃杨贵妃的族兄，一时贵不可言。这时有人劝陕郡进士张彖拜访杨国忠，并说：“见之，富贵可立图。”张彖却不这样认为，说：“君辈倚杨右相如泰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辈得无所恃乎？”于是，没听他们的。这位张进士算是看明白了，他没听人劝对了。如果他听人劝攀附上了杨国忠，“富贵可立图”也许能实现，但接着而来的“安史之乱”他可怎么处呢？“安史之乱”爆发就是对着杨国忠之流来的。“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西逃蜀地，队伍到了兴平县的马嵬驿，护驾军士就造了反，杨国忠第一个被杀，包括杨贵妃和虢国夫人在内的杨氏一门几乎死亡殆尽，假如张彖攀附杨国忠，哪能有好果子吃，说不定在刚到马嵬坡时，就被乱军砍了。
中国的古代社会，爱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哪里？其一原因，就在攀附这个问题上，“君子如松柏，特立不倚；小人似藤萝，附物方兴。”这种经典之语不是一种典籍载有。因此，我想，人生在世，当不了“君子”还不要紧，但一定不能成为“小人”，因为一旦成为“小人”，说不定连下辈子都会被人骂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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