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特务被捕
　　1936年5月30日晨，国民政府军委会少校参谋熊子庄收拾东西时惊讶地发现：公文包里一份绝密文件不翼而飞，那可是整个国民政府军的战略防御图!
　　与此同时，一份加急电报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日本特务已经成功窃取了我军战略防御图纸，目前正在加紧翻译。蒋介石震惊之下，立刻召见有关人员严令追查。
　　3天后，一份情报表明，位于南京新街口的“大茂洋行”，名义上是日本籍韩国商人朴中民所开，实际上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情报部派驻南京的特务机关。其机关长名叫松本二郎，军阶为陆军大佐。
　　朴中民被捕后表示愿意合作，只求保全性命。他打电话将松本二郎骗到指定的饭店，随即，松本二郎被逮捕。通过搜查松本二郎的办公室，查出了其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松本二郎被捕后一口咬定他是韩国人吴兴良，与日本无关。蒋介石一怒之下说：“他说他是韩国人，那就照韩国人判刑，让东洋人说不出话来！”国民政府首都地方法院以“强奸罪”（未遂）和间谍罪判处松本二郎徒刑15年。
　　买通相关人员
　　1936年7月29日，日本陆军省情报局召开“营救松本二郎方案研讨会”，决定由陆军省情报一处“鹰机关”机关长小野昭全权负责实施营救。8月上旬，小野昭化装成中国商人秘密潜入上海，掌握了如下情况：松本二郎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重刑犯监区，四周有高达3米的围墙，并设有岗亭哨兵。出去只有一条通道，却设置了两道铁门，并有狱卒专门看守，即使是监狱长通过也得出示通行证。
　　小野昭决定收买中央军人监狱中的狱卒，暗中协助松本二郎越狱。营救的具体做法是：伪造一份法院法律文书，撤销之前的裁定让松本二郎出狱。小野昭根据越狱步骤，理出了各个环节上需要“搞定”的人员。典狱长、法院庭长不好对付，可以另外物色能够替代这两人的角色，让他们在这两人不上班时，代替两人行使职权。
　　小野昭获悉，中央军人监狱与南京地方法院在星期日都是不办公的，只留有相应的官员值班。小野昭决定选在某个星期日行动，并在那些值班官员中挑选愿意与日方合作的，给予重赏。目标确定后，日本特务小竹结识了中央军人监狱狱卒牛阿孝，并以40两黄金将他收买。中央军人监狱一名叫鲁一城的狱政官和牛阿孝有些亲戚关系，于是牛阿孝就将其拉下了水，他也得到40两黄金。鲁一城经常和几位典狱长接触，其中一个副典狱长喜赌嗜色，名叫徐胜，他被鲁一城介绍给了日本人，日本人给了鲁60两黄金。
　　接下来要“搞定”的是时任南京地方法院督察长的李柏龄。日本特务了解到，李柏龄好色，于是，他们雇佣了一名艺名叫“红蔷薇”的舞女去勾引李柏龄。在“两人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之后，“红蔷薇”突然提出要与李一起东渡日本。李柏龄担心积蓄不够，“红蔷薇”提出，只要李柏龄肯帮忙，她认识的日本商人会提供一笔可观的路费。为了稳住李柏龄，日方和他见了面，先给了李黄金30两及日本护照一本，并承诺事成之后，加付黄金20两，将李和“红蔷薇”安全送往日本，并赠送住房一套。
越狱始末
　　1936年12月26日，星期日，一辆挂着特种车辆牌照的吉普车驶至中央军人监狱大门外，随后，车上下来两个男子，向岗哨出示了证件和公文，两人声称是南京地方法院的法官，奉命前来办理释放一名改判囚犯的公事。
　　值班狱政官鲁一城出来查验了来人出示的一应证件、公文后，打电话唤来了和他一起值班的书记员。书记员看了犯人名字后，想起这吴兴良乃是外籍犯，又是判了重刑的，于是就提出释放这个犯人得向值班典狱长报告一下。于是，他就去找了副典狱长徐胜。徐胜二话不说，提笔就批。
　　另一边，狱卒牛阿孝早已等着了，叫着松本二郎的假名字把他带了出来。就这样，日本间谍松本二郎被营救出狱了，不久，逃回了日本。
　　1936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派一名秘书前往中央军人监狱代表他探望一名美国囚犯，秘书在跟这个美国犯人谈话时无意间得知了此事。秘书将此事告诉何应钦，何感到不可思议，便在元旦之后找到司法院长居正，告知此事。
　　居正听后大为震惊，当即驱车去了南京地方法院。南京地方法院根本没有给“吴兴良”改判过，立即向中央军人监狱查询。这起罕见的越狱案件终于给捅了出来，蒋介石闻讯大怒，当场下令：严查严惩，不得姑息！
　　此后，相关人员一一被捕，1937年2月8日，中华民国最高法院特刑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判处李柏龄、徐胜、鲁一城、牛阿孝4名案犯死刑。同年2月25日，该案4犯被枪决。

（摘自《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