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种善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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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玉生 |
众所周知,北宋司马光耗19年时间编撰的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是一部记“君臣事迹”的书。该书从战国时的“三家分晋”写起,到北宋立国前止,记1362年史事,目的在于“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也就是说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治国理政的鉴戒。但是读该书,我发现其除了大量的“君臣事迹”外,还记录了不少的“平民故事”,尤其是记录了不少平民中的“善举”。而且这些“善举”的主人不分身份,不讲级别。试举几例: 其一,河北东光县有位叫楚媛的女性,自幼讲孝道,闻名乡里,年长后,嫁司议郎裴仲将,相敬如宾;婆婆有病,亲尝药膳;接遇妯娌,皆得欢心。当时唐宗室诸女皆以骄侈相尚,即所谓的“人情以放荡为快,风气以靡丽相高”。这时就有人责备裴媛说:“何苦独守勤苦?”裴媛答曰:“观自古女子,皆以恭俭为美,纵侈为恶。辱亲是惧,何所求乎?富贵倘来之物,何足骄人!”众人听后,“无不惭服”。 其二,山东“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也就是说张公艺因九世同居,无论是齐国,还是隋朝以及大唐都给他家立过牌坊或挂过匾额。唐高宗李治听到这件事后,于乾封元年(666年)专门到寿张县张公艺宅院去拜访他,问他何以能九世同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 其三,唐宪宗时,西川节度使刘辟反叛,被将军高崇文击败活捉。“刘辟有二妾,皆殊色,监军请献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讨平凶竖,当以抚百姓为先,遽献妇人以求媚,岂天子之意邪!崇文义不为此。乃以配将吏之无妻者。”对于这样一件事,元代史学家胡三省在给《通鉴》作注时,专门在这件事下面写了一句“史言高崇文受命专征,有可称者”。对高崇文的善举给予了充分肯定。 以上三件事均记录在《资治通鉴·唐纪》中,是我随便从书中摘取的。前两例说的是平民的故事。后一例说的一位将军打仗时的所为。《通鉴》何以多记这些平民的事,而且不分级别、不讲身份,我想,其意在于宣扬“善举”,以资“教化”。 “善”和“恶”相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价值选择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优长之所在。中国历史上评价一个帝王是“贤君”还是“暴君”,看的就是其实行的是“善政”还是“恶政”。中国历史上评价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标准之一也是用“善”和“恶”来衡量。我们说,一个具有善良人性的人,一定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一定是一个具有“君子风范”的人,也一定是一个有感召力的人。想当年,毛泽东之所以爱看《四郎探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交织着民族、国家、家庭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该剧体现了真挚而动人的善良人性。杨四郎被俘,匈奴对他好,把公主嫁给他。他又思念母亲、国家、民族,心情特别复杂、矛盾和无奈。正因为此,该剧才感动了毛泽东。 “善”还是中国古代士人(知识分子)立身处世所孜孜以求的目标。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孟子语)。中国的士人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说成是“博施济众”,或是“民胞物与”,也都是在给人类这一美好的“善行”作注脚的。 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多载“凡人好事”,似乎告诉我们了一个道理,“扬善而惩恶”是人类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一价值追求不分古今,不分民族,也不分中外。播种善良吧!“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说不一定在什么时候你心中的善就可能开出美丽的花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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