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播种善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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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玉生 |
众所周知，北宋司马光耗19年时间编撰的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是一部记“君臣事迹”的书。该书从战国时的“三家分晋”写起，到北宋立国前止，记1362年史事，目的在于“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也就是说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治国理政的鉴戒。但是读该书，我发现其除了大量的“君臣事迹”外，还记录了不少的“平民故事”，尤其是记录了不少平民中的“善举”。而且这些“善举”的主人不分身份，不讲级别。试举几例：
其一，河北东光县有位叫楚媛的女性，自幼讲孝道，闻名乡里，年长后，嫁司议郎裴仲将，相敬如宾；婆婆有病，亲尝药膳；接遇妯娌，皆得欢心。当时唐宗室诸女皆以骄侈相尚，即所谓的“人情以放荡为快，风气以靡丽相高”。这时就有人责备裴媛说：“何苦独守勤苦？”裴媛答曰：“观自古女子，皆以恭俭为美，纵侈为恶。辱亲是惧，何所求乎？富贵倘来之物，何足骄人！”众人听后，“无不惭服”。
其二，山东“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也就是说张公艺因九世同居，无论是齐国，还是隋朝以及大唐都给他家立过牌坊或挂过匾额。唐高宗李治听到这件事后，于乾封元年（666年）专门到寿张县张公艺宅院去拜访他，问他何以能九世同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
其三，唐宪宗时，西川节度使刘辟反叛，被将军高崇文击败活捉。“刘辟有二妾，皆殊色，监军请献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讨平凶竖，当以抚百姓为先，遽献妇人以求媚，岂天子之意邪！崇文义不为此。乃以配将吏之无妻者。”对于这样一件事，元代史学家胡三省在给《通鉴》作注时，专门在这件事下面写了一句“史言高崇文受命专征，有可称者”。对高崇文的善举给予了充分肯定。
以上三件事均记录在《资治通鉴·唐纪》中，是我随便从书中摘取的。前两例说的是平民的故事。后一例说的一位将军打仗时的所为。《通鉴》何以多记这些平民的事，而且不分级别、不讲身份，我想，其意在于宣扬“善举”，以资“教化”。
“善”和“恶”相对，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价值选择之一，也是中华文化的优长之所在。中国历史上评价一个帝王是“贤君”还是“暴君”，看的就是其实行的是“善政”还是“恶政”。中国历史上评价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标准之一也是用“善”和“恶”来衡量。我们说，一个具有善良人性的人，一定是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一定是一个具有“君子风范”的人，也一定是一个有感召力的人。想当年，毛泽东之所以爱看《四郎探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交织着民族、国家、家庭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该剧体现了真挚而动人的善良人性。杨四郎被俘，匈奴对他好，把公主嫁给他。他又思念母亲、国家、民族，心情特别复杂、矛盾和无奈。正因为此，该剧才感动了毛泽东。
“善”还是中国古代士人（知识分子）立身处世所孜孜以求的目标。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孟子语）。中国的士人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说成是“博施济众”，或是“民胞物与”，也都是在给人类这一美好的“善行”作注脚的。
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多载“凡人好事”，似乎告诉我们了一个道理，“扬善而惩恶”是人类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一价值追求不分古今，不分民族，也不分中外。播种善良吧！“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说不一定在什么时候你心中的善就可能开出美丽的花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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