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历史上，在国家稳定、世道承平之时，对官员是有一定文化素养要求的。有些开明的帝王，还会加强对在职官员的相关培训。
　　“不知书”成为笑柄
　　古代官员普遍好读书，大多自幼读经、史、子、集，经过若干年的训练，入仕时方能知晓为人处世之理和感悟治乱兴衰之道。
　　据宋人孔平仲的《续世说》记载，后晋有个叫冯玉的人，他姐姐是皇后，借了这层裙带关系，尽管他识字不多，却不妨碍其步步高升。当皇帝让他撰写重要文件时，他就请同僚代笔。就这样，他竟然官至宰相。
　　史料上说，冯宰相官至一品，但是“不知书”。一次冯宰相看公文，看到“姑息”二字时，一时卡壳，就“请教”别人，别人告诉他这俩字是“辜负”，冯宰相就真的认作是“辜负”。
　　这件事传开来，成为官场笑谈，被称为“不知书宰相”。可见，即使在一千多年前时局动荡的后晋当官，“不知书”也是件耻辱事。
　　北宋寇准罢相后以刑部尚书知陕州，蜀帅张咏还朝时途经其地，寇准尽东道之谊，临别时问张咏：“何以教准？”张咏说：“《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不解其意，找书来读，读至“不学无术”四字，笑着说：“此张公谓我矣。”
　　午门外“开课堂”
　　余继登在《典故纪闻》中记载，明朝洪武初年，因为功臣以武将居多，当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都是个顶个的好汉。但是建国后，一切逐步走上正轨，更需要的是遵守法度的文治。
　　于是，有个叫袁凯的御史就进言：现在大明朝的天下已经奠定，以前立有功勋的军队将帅现在很多居住在京城里，他们以前出身行伍，对于和平时期的君臣关系之理，以及君臣上下的规矩，还不太熟悉。我请求聘请一些精通经书典故的有学问之士，于将领们每月初一、十五早朝后，在都督衙门为这些武将们开讲经史课程，希望经过一番教导，自然而然地，使武将们怀有忠君爱国之心。
　　才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深以为然”，下令聘请有学问的儒士在午门外“开课堂”，“与诸将说书”，相当于开了个高级将领文化礼仪培训班。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偃武修文，十分提倡儒学，经常鼓励开国功臣们接近儒生，学习“事君有道、持身有礼”的文化知识、学习“保全功名”的历史知识，达到“常以此为鉴戒，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可与古之贤将并矣”的效果。
　　普法学法
　　古代官员多来自知识分子，不过，光从“四书五经”中学来的东西，在实际工作中是远远不够用的。要当好官，还必须时刻学习与实际需要有关的很多专门性技术性知识，比如法律规定和刑名钱粮之类。
　　事实上，古代对于官员有不断学习业务知识的要求，有严格的制度，有考核要求，有奖惩办法，引导官员自觉学好法、用好法。
　　宋太宗时，首创了“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任职资格考试”，具体做法是：每年对任职期满后的各级官员组织统一“试判”考试；考试内容是考官提供几则司法案例等材料，考生根据材料写司法判决书，以综合考察考生是否通晓法令规章。考完后，朝廷根据官员的考试成绩，决定官员的升降去留。
　　明朝官员学法还有全国统编法律教材，即朝廷编撰的《吏律公式》（相当于现在“公务员执法手则”）。
　　和明朝相比，清朝不仅更为严格，而且还经常搞突击检查。大清司法部长会突然召集干部职工，将当时的法律随便摘出一条，要求干部当场默写出来，然后将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报告给皇帝。
　　知县教科书
　　那么，古代官员读些什么书呢？汉武帝“独尊儒术”政策以及后来的科举制度实施之后，简而言之，就是一部“经书”（“四书五经”），以及由此扩展而来的“四库”（经史子集）。前者应运于政事，后者则成就官员自身修养，如诗文等的陶冶。应当说，古代官员在读书上的热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起过很大作用的。从韩愈、柳宗元到曾国藩、左宗棠，从范仲淹、苏东坡到林则徐、魏源，可谓不一而足，从中也给我们留下许多不朽的印记。
　　古代官员不但要学习如何做官，有些官员也将自己做官的心得，写成书，公开出版，作为后来做官者的学习参考书。在出版印刷业兴盛的明清时期，这类出版物非常畅销。清朝封疆大吏刚毅任云南按察使时，命人编纂了一部《官场必读》，将各项公文，分类编纂，遍赠僚属，以资辅佐；汪龙庄曾经当过14个官员的幕友（俗称“师爷”），自己也当过知县，官场经验极为丰富，写了一本《学治臆说》，被称为是知县教科书。
　　这些书是投身官场的人们的最好教科书，地方官员为了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也非常喜欢研读专业性书籍，如宋朝的《洗冤录》，清朝的《宝鉴洗冤录》、《刑钱指掌》、《福惠全书》等，都是有关刑侦、法医、听讼之类的名篇，都流传甚广。像《钱谷大要》这类有关征税的书籍，也深受追捧。
　　在古代，官员的读书是持续性的现象，大凡为官一生，“致仕”(退休)时一般也要“刻部稿”，企盼给后世留下一点雪泥鸿爪。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