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中纪委转发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纪检组的消息称：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王威、副司长任伟、生活质量处调研员周和宇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调查。
　　事实上，近3年来，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38号的国家发改委大院，一直深陷反腐漩涡之中。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十八大以来，已有21名现任或曾任发改委系统的官员落马。发改委“栽下马”的官员数量，在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位列首位。
　　发改委成了腐败“重灾区”
　　国家发改委第一次因反腐进入公众视野源于2013年5月，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与妻子郭静华在国家发改委大院被中纪委带走。
　　刘铁男的落马似乎成为了一个开端，在此后的时间里，素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国家发改委中，数名官员相继落马。
　　刘铁男被查一年后，国家能源局“窝案”爆发，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许永盛、核电司原司长郝卫平、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电力司原副司长梁波、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原司长王骏、规划司原司长俞燕山6人相继被查。
　　这其中，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的贪腐案件，刷新了建国以来检察机关起获赃款现金的最大数额。
　　2014年10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回应国家发改委官员涉嫌贪腐案情时披露，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两亿余元。
　　据媒体报道，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时，其家中发现的现金，动用了16台验钞机，点钞时甚至当场烧坏了4台。
　　继国家能源局“窝案”之后，曾被戏称为“天下第一司”的发改委价格司又爆“窝案”。
　　2014年8月，刚刚退休3个月的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被带走调查。同年9月，接替曹长庆担任价格司司长的刘振秋和价格司两位副司长周望军、李才华以及价格司原副巡视员郭剑英均被调查。
　　2014年8月22日，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原司长张东生也因涉嫌受贿犯罪，被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除了曹长庆外，还有一些曾经就职于发改委的官员即便早已离职或退休，也没能逃脱“反贪大网”。
　　刘铁男被查一个月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熊必琳便于2013年6月下旬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
　　熊必琳曾任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工业司副司长，2010年9月退休后出任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据报道，其任发改委工业司副司长期间，刘铁男任司长，两人关系较为密切。
　　此外，曾在地方发改委任职过的官员也频频落马。
　　2014年8月5日，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因受贿等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8月7日，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因涉嫌受贿罪被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公开资料显示，姚木根曾在2007年至2011年间任江西省发改委主任；祝作利也曾在陕西省发改委工作7年。据报道，被调查的原因均与在发改委任职期间的行为有关。
　　国家发改委的“大官”们出事，地方发改委的“小官”们同样跑不掉。四川省凉山州发改委原主任、物价局局长、粮食局局长李宏伟的落马就是一例。
　　2014年9月19日，四川省凉山州纪委通过官网发布，李宏伟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经查，李宏伟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其中部分问题已涉嫌犯罪。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自十八大以来，全国范围内共有21名现任或曾任发改委系统的官员落马，其数量在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最多。
　　权力集中是腐败根源
　　对于发改委官员频频“落马”的现象，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向记者强调：“权力高度集中，尤其是审批权和掌握资源巨大，是致使发改委成为腐败重灾区的根源所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对此表示认同，他向记者直言，发改委被称为“小国务院”，就足以见得其所掌控的权力有多大。
　　那么，“小国务院”发改委拥有的权力究竟有多大？
　　依照规定，发改委审批的项目和资金范围涵盖农林水利、能源、交通运输、信息产业、原材料、机械制造、轻工烟草、高新技术、城建、社会事业、金融、外商投资、境外投资等国家经济的各个方面。
　　发改委具体的审批权到底有多少，目前并没有官方统计数据。但记者找到的一份资料显示，发改委从2012年4月19日至2013年3月21日，仅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审批或核准了近1500个项目。
　　“可以说发改委汇集了足以影响国计民生的宏观调控权和审批权，所涉及的任何一项审批决策，都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竹立家强调，发改委中的一些掌握极重要资源和审批权的部门，更是成为了腐败集中侵袭的“高危岗位”。
　　据发改委的组织架构显示，发改委下设31个司局。记者注意到，在发改委20余名落马官员中，国家能源局人数最多，正、副局长刘铁男、许永盛相继被查；价格司落马人数“紧随其后”，两任司长都相继落马。
　　庄德水分析指出，能源局掌控了国家能源的命脉，拥有审批、核准能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等实权；价格司则拥有拟订调整商品、药品等价格的权力，“这些极其重要的资源和实权会导致官员受到更多腐败的诱惑”。
　　庄德水举例称，比如新药上市，都需要进行定价，因此药企如果想把药卖得贵一点，就要想办法“搞定”负责定价的人，而落马的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和价格司原副巡视员郭剑英事发前均负责过医药价格调整的工作。
　　此次社会发展司正、副司长被查一事曝出后，很多人都表示对这一部门相对陌生。
　　根据国家发改委官网介绍，社会发展司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职能司局，主要职责是提出社会发展战略，拟订和协调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协调人口、教育、文化等发展政策，以及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
　　记者注意到，仅周和宇所在的生活质量处就涉及民政、文化、旅游等六七个部委所管领域的项目审批、发展规划和政策制定等。
　　竹立家指出，社会发展司的这些职能，不管是宏观规划还是具体审批，都存在巨大的利益诱惑，“由此可见，发改委中的每一个部门都有可能被腐败所侵蚀”。
　　“各类审批权及资源都掌握在这些部门和官员手中，如何调价、项目能不能上都需发改委‘拍板’，这种集政策制定权和审批权于一身的格局，就使得他们有了以权谋私的基础条件，必然会滋生腐败的土壤。”庄德水补充指出，发改委坐拥的权力与资源，也使很多地方政府、党委对他们有所“忌惮”，使得这些过大的权力缺乏监管和制约。
　　派驻纪检组立功
　　如何才能解决发改委的腐败问题，庄德水认为，加大外部监管是关键。
　　在此次王威、任伟和周和宇被调查的事件中，庄德水注意到了一个细节，那就是消息是由派驻于国家发改委的纪检组发布的。
　　庄德水由此得出，此次“揪出”发改委涉嫌违纪的3名官员，应该是派驻纪检组的功劳。
　　“如果最终确定3名官员是由派驻纪检组查出，那么仅从目前落马的所有发改委官员来看，应该是首例。”庄德水指出，这也表明了十八大之后，对部委内部权力的监督与约束正在逐步加大，国家一系列强化纪检监察工作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庄德水告诉记者，虽然此前纪委部门也有派驻组，但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十八大之后，在总体强化反腐的思路下，中纪委不断深化体制改革，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发布《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等，实现了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机构的“全覆盖”，同时确定了派驻机构由中央纪委直接领导、统一管理；纪检组长不得在党组中分管其他业务工作等重要规定。
　　“这些都使得派驻组拥有了更大的职权和独立的工作机制，能够专注于监督执纪问责，充分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庄德水认为，派驻组和巡视组的相互配合，能够构筑起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完备机制，将对腐败分子产生极大的威慑力，令腐败无处藏身。
　　除了强化外部监督外，庄德水建议，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速度也要加快。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9月24日，刘铁男在法庭上称，在纪委立案审查的时候，他结合亲身体会，写了如何反腐的建议。这份建议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批权应当大量下放到市场，从源头上解决政府不该管的一些事，防止以权谋私。
　　事实上，作为所有现存国家机构中权力最大的发改委，其出现的种种问题，中央也一直在对其进行改革。
　　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国务院已相继取消和下放了9批共798项行政审批事项。但这在多大程度上能解决由于部委手握审批权而导致的腐败问题，仍不得而知。
　　在竹立家看来，仅仅简政放权还不够，以他个人的观点来看，“发改委这一机构应逐步撤销”。
　　据竹立家介绍，发改委“脱胎”于1952年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计委”的产生是为了适应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但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国家计委的功能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2003年3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第五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基础上并入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和国家经贸委部分职能，改组为现在的国家发改委。
　　竹立家并不否认发改委为国家经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但他认为，随着大部制改革的深入，各部委的管理体制已逐步趋于完善，具备承担职能，很多事项决策都可进行，而不需要都经由发改委“大包大揽”，审批决定。
　　此外，竹立家直言，发改委保留了大量的行业、项目审批权限，也是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在本质上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不过，对于撤销发改委的观点，庄德水并不赞同。
　　他提出，一方面，撤销是否合理，应实行哪些程序，还需要大量时间的讨论和研究；此外，把发改委的决策和审批等权力分散到各部委，同样会带来新的腐败问题，治标不治本。
　　庄德水建议，在逐步推进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的同时，加大决策审批的公开和透明度，同时继续强化纪检监察部门的外部监督，并加大内部问责追责机制，通过多管齐下，来解决发改委的腐败问题。

（摘自2015.10.27《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