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首次明确将考试作弊规定为一种具体的犯罪行为，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刑法修正案（九）具体罪名和时效问题的两项司法解释也于10月30日颁布。由此，考试作弊的刑法处罚体系已初步完善，多年来社会舆论严惩作弊行为的呼吁也终于在法律层面“落地”，此举有利于树诚信、转考风、变学风。
　　但是，也有法学专家表示，刑法修正案的相关规定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仅仅依靠一条刑法规定也无法彻底解决考试作弊问题，作弊入刑，还远不是终点。
　　考试作弊为何要设罪入刑
　　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前的法律体系中，对于作弊组织者和参与者是有一定惩罚手段的，有些行为可以应用刑法或者治安管理的规定进行处罚。比如，替考者将因使用伪造身份证被治安拘留；如果存在金钱交易，还可能涉及行贿、受贿类犯罪；购买答案的将构成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用无线耳机作弊的构成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此外，《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对在校学生、在职教师等的替考行为也作出了相应规定。
　　那么，为何还要将考试作弊的相关行为明确纳入刑法处罚范畴？负责刑法修改的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在立法背景阐释中表示，这主要是基于近年来破坏考试秩序犯罪出现的新变化：考试作弊活动越来越猖獗；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涉及面越来越大；考试作弊越来越多地使用科技手段，难以防范；形成了相互依赖、分工严密的利益链条，惩处难度越来越大。
　　因此，立法机关在听取教育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建议后，在刑法中明确作出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试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则进一步将刑法修正案（九）的这一规定具体分解为三个罪名：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代替考试罪。
　　作弊入刑该如何解读
　　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卢建平看来，当前，考试舞弊行为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刑法对组织者、提供帮助者、出售试题答案者、替考者、被替考者的“全链条打击”，体现了维护国家考试制度的重要性。特别是“枪手”与雇主都要受到拘役或者管制的刑法处罚，这也彰显了国家更加注重维护社会诚信的态度和决心，其警示和教育意义非常明显。
　　卢建平认为，除了打击范围扩大，这次作弊入刑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处罚力度加大。比如，对作弊器材的提供者，以往多以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入刑，这一罪名的刑罚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现在这一行为，如果情节严重，面临的刑罚就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也就是说，原来的最高刑成了现在的最低刑，惩罚力度明显提升。
　　对于这样的刑法规定，长期研究考试问题的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蒋极峰认为，当前，将作弊行为入刑，是非常及时的，也是保障公平、公正、科学选拔人才所必需的，其震慑意义不言自明，有利于树诚信、转考风、变学风，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弊入刑就够了吗？
　　对于作弊行为的泛滥，此前，很多人认为这是惩处力度不够导致的。但随着作弊入刑，违法者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那么，对于惩治作弊，目前“入刑”的规定真的就够了吗？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作弊入刑只是初步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要真正减少作弊行为，还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问题。当前，对于作弊行为，第一个处理的部门一般都是教育机构，也就是说第一时间介入的并不是司法机关，这就可能导致一些法律明确规定的责任得不到追究，存在法律规定能否落实的问题。
　　在蒋极峰看来，刑法修正案（九）中的规定虽然及时，但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明确，他最大的疑惑是如何理解“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范围：“国家考试，到底是国家的统一考试还是国家层面组织的考试？对于哪些考试属于入刑范围，应该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解释。”
　　蒋极峰还表示，遏制考试作弊行为需要刑法，但仅依靠一个刑法条文，还远远不够。防止作弊行为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配套措施，不仅需要惩治手段，更需要各个环节的严格管控。对于考试本身的组织、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渎职等方面的问题，也应该根据严重程度入刑处理；从源头、制度上杜绝考试作弊，要尽早制定统一的考试法，明确各类考试的组织方式、权责分工和法律责任，进行统一规范管理，建立一套多层次考试法律体系。

（摘自2015.11.05《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