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针对权力监督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设计，监察制度就是其中之一。从历史上看，针对腐败，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确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循序渐进
　　先秦时期就已经存在监察活动，到秦汉时期监察制度正式设立。春秋时虽然出现了负责监察的御史，但是真正作为一种制度予以确立，始于秦朝。御史大夫，作为中央的监察长官，位列三公，同副丞相；在地方，秦朝设立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并进一步发展了监察制度，在中央，除了御史大夫，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皆作为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个刺史，用于监督地方长官，其中腐败问题就是刺史监督和汇报的重要事项；同时，汉朝出现了第一部地方监察法，随之而来的是各地言官的纷纷出现。
　　魏晋至隋唐时期，监察制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和完善。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统一监察机构在中央御史台脱离位于九卿的少府，直接听命于皇帝，自王太子以下，可以无人不纠正，无人不监察，其权力大为扩展；另一方面，言官制度逐渐形成，并形成了专门负责规劝的集书省，具体的职能之一就是包括对贪污腐败在内的失职、违法行为进行批驳。隋唐时期的监察制度逐步完善，出现了内外监察完善，上下层级分工，相互配合制约的局面。在中央，谏官分属中书省和门下省，共议国政，大大加强了对风纪的监督力度；在地方，唐朝设立巡查区，从十道监察区发展到十五道，再到十七道。唐朝统治者，以唐太宗为代表，尤其注重巡察使制度对官员贪污受贿问题的监督和治理。
　　宋元明清时期，监察制度在君权制度逐步加强的背景下，得以快速发展。其中，台谏制度逐步走向合并、中央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察、《钦定合规》作为以清朝统治者名义发布的监察法典予以颁布，都是在君权加强的背景下出现的。在打击腐败问题上，这些制度革新起到了重要作用。
　　客观上反腐
　　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客观上反腐，主观上是维护君权统治。监察权力，从其根源来看，属于权力的内部纠正，纵然言官的存在以及督察院、六朝给事中等独立部门的设立，看似给予了行政权力客观的监督和制约，但仍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制度设计，并不能给予权力运行自外而内的匡正，因此也就无法避免官官相护、勾结谋私等现象的存在。其监察目的，首先服务于君主统治和君主权威。当反腐与君主集权并行不悖时，监察制度的反腐功效得以加强。这也就是体现皇权统治和中央集权意志的御史制度被不断强化，而言官作为整顿风纪、监督腐败的有效手段，在监察制度设计层面被逐步弱化的根源之所在。
　　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在言官制度和御史制度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现象。御史监察和言官谏言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两个支柱，其中御史制度强调自上而下的控制，言官制度体现为自下而上的纠正。纵观监察制度的发展历程，反映统治意志和顺应君主集中趋势的御史反腐被逐步加强，言官的反腐作用逐步弱化，直到台谏合并，明朝督察院取代谏院，彻底终结了言官制度。
　　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人治的产物，其反腐功效依赖于“明君政治”。监察制度发展进程中，中央和地方虽然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成文规范，但是其纠察区域、对象、事项，依然有赖于统治者的政策。
　　机构和人员的设立、职能和权限与统治者密切相关，甚至成为最具灵活性的统治手段之一。不同的君主，会有不同的监察制度，也会有不同的反腐效果。贞观之治中的言官美名，与明朝厂卫的恶名的反差就是重要例证。因此，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古代监察制度，是一把反腐的双刃剑，往往遏制了监察权力以外的腐败风气，却无法监督权力自身的腐败。

（作者系中国城市经济文化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科学院教授、历史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