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高二学生，遇到了一桩事，向我请教一个问题，希望得到答案。他遇到的事情是这样：有一天，他在睡午觉，旁边有两个同学嬉笑打闹，害得他睡不着。于是，他对同学说，希望他们不要影响他休息，出去闹。但同学回了他一句：“为什么是我们出去，而不是你不睡觉呢？”
　　他告诉我说，那一瞬间，他气得说不出话来，竟然无法反驳。
　　看上去，生活中的这类事情真的太鸡毛蒜皮了。不过，我记得，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在讨论到自由的原则时，也讲了一个类似的例子。
　　假设有个钢琴家，喜欢在家弹钢琴，而不幸，他有个邻居，喜欢安静。在此背景下，波普尔问：“我们应当阻止一个钢琴家弹奏，还是应当不让他的邻居安享一个宁静的下午呢？”
　　当年读《猜想与反驳》这本书，看到这段话时，我差点喷了。当然是钢琴家不能影响到邻居的宁静了，人家在家好好休息，享受宁静，你却在一边弹钢琴来破坏。弹琴的人是爽了，显得好高大上，可是对于邻居来说，你那优美的钢琴声不过是一堆影响到神经系统、伤害身心健康的噪音。
　　可是我如何证明我是对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很多东西就乱套了——事实上也已经乱套了。
　　你应该凭直觉意识到，高二学生的同学，是一种“流氓逻辑”，一种诡辩。我们之所以一下子不能反驳，只能气得干瞪眼，其实是在思维上，上了一个贼当。
　　这个贼当就是波普尔的那个表达：“我们应当阻止一个钢琴家弹奏，还是应当不让他的邻居安享一个宁静的下午呢？”
　　看到没有？波普尔叫我们选，是钢琴家弹奏的自由重要，还是邻居不被打扰的自由重要。在高二学生的语境中，是他睡觉的自由不被打扰重要，还是他的同学不被他的睡觉所约束的嬉笑打闹自由重要。于是，乱子出现了。
　　本来，钢琴家弹奏和邻居休息发生冲突这档子事，是有明确的判断标准的：邻居的休息逻辑在先，休息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到钢琴家，是钢琴家弹奏才影响到了邻居；同时，邻居的休息是一种“消极自由”，并不需要你为他做什么，只需要你不干扰即可，但钢琴家弹奏，是一种“积极自由”，却需要别人为他做什么，忍受他的噪音。逻辑在先的自由和属于“消极自由”的自由优先于逻辑在后的自由和“积极自由”的自由，这就是自由的原则。
　　但波普尔是怎么干的呢？叫我们选，相当于把谁有义务不去干扰别人的自由这样一个问题，变成了一个自由在价值上排序的问题，好像谁的自由看上去高大上，谁的自由背后人多，谁就可以干掉别人的自由。
　　这是一种愚蠢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一个人、一群人，甚至某种体制，要变坏一点都不难。而变坏其实就是从变蠢开始的。

（摘自2015年第17期《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