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善其始，当慎其终” |
| ——唐玄宗晚年思想的蜕变和“安史之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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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玉生 |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755年11月9日），安禄山反于范阳（今北京），“安史之乱”爆发。铁蹄所至，除常山（今正定）太守颜杲卿等少数人有所抵抗外，其余皆望风披靡。月余，即克东都洛阳。
和历史上任何乱臣贼子的反叛都怀有一枕皇帝梦一样，安禄山也不例外，攻克洛阳后，即当起了大燕皇帝。过足了皇帝瘾后，又西取潼关，兵锋直指长安。至德元载五月甲子（756年5月9日），唐玄宗为避安史之乱兵锋，于即日的黎明不顾微雨沾湿，仓皇出逃。“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资治通鉴》第15卷第6917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中午到达咸阳东的望贤宫，正等吃食之际，有一位叫郭从谨的村老向唐玄宗进了一席肺腑之言。曰：“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务延访忠良以广聪明，盖为此也。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自顷以来，在廷之臣以言为讳，惟阿谀取容，是以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严邃，区区之心无路上达。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玄宗听到这位村夫野老的话后，对他说：“此朕不明，悔无所及。”遂安慰这位老人一番将其送走。（同上第6973页）
这位叫郭从谨的村老的进言可以说把“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说清楚了。其所包含的智慧对当权者来说至今仍极具价值。
“安史之乱”爆发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从根本上来说是唐玄宗晚年思想蜕变的结果，是其“先俭后奢”、“先理后乱”而造成的。
玄宗本不是一个昏君，他执政的前期也曾有美好的政声。史载，他即位后让姚崇为相，姚崇一开始提出许多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抑权幸，爱爵赏，纳谏诤，却（拒绝）贡献，不与群臣亵狎”等，都是当政者治国理政很难做到的问题，并说答应就干，不答应就不干。玄宗都一一答应下来，并严格按要求去做。一次，也就是玄宗即位后不久，和玄宗感情至笃的弟弟薛王业的舅舅王仙童因侵暴百姓，遭御史弹奏，薛王业找到玄宗，玄宗下赦让重新审理。宰相姚崇、卢怀慎得知后面奏玄宗，说：“仙童罪状明白，御史所言无所枉，不可纵捨。”玄宗听后马上收回成命，维持原来御史的判定。“由是贵戚束手”。
对于朝廷的奢靡之风，玄宗也敢于用重典加以惩治。开元二年（714年）秋七月，他专门下制：“乘舆服饰，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又敕：“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听饰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银，自余皆禁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听染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金玉，织锦绣等物，违者杖一百。罢两京织锦坊。”（同上，第14卷第6702页）
对于玄宗的上述表现，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引用以上史料时颇为感慨。他由玄宗先期的励精图治想到玄宗晚年的奢靡误国，专门在以上史料的后面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曰：“明皇之始欲为治，能自刻厉节俭如此，晚节犹以奢败；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诗云‘靡不有始,鲜克有终。’可不慎哉!”（同上）
玄宗思想的蜕变是渐次发生的。其典型事件当属武惠妃之死和杨贵妃的入宫。“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后宫数千，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上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娶左卫郎将韦昭训女；潜内太真宫中。太真肌态丰艳，晓音律，性警颖，善承迎上意，不期岁，宠遇如惠妃，宫中号曰‘娘子’，凡仪体皆如皇后。”（同上，第15卷第6862页）正是由于武惠妃死后杨贵妃的出场，才使昔日还算勤政的玄宗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白居易《长恨歌》这样写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也就是说杨贵妃入宫后，唐玄宗连上早朝也懒得去做了。除此之外，他还不止一次地对内侍高力士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答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玄宗听高力士如此讲，颇为“不悦”。从此，“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安禄山已加紧了反叛的步伐，国家危机四伏，玄宗仍执迷不悟，又一次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看到玄宗又这样说，回答曰：“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事也！”玄宗听到高力士的回答，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卿勿言，朕徐思之”，又照例去后宫寻欢作乐去了。（同上，第15卷第6863、6927页）
有道是：“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董仲舒《举贤良对策》）这也就是说，为人君的，关键要有健康的心态，力由心生，心强则事强。而唐玄宗的晚年，心已败，何来力？无论是他先用奸相李林甫，还是后用奸相杨国忠，以及被边将安禄山牵着鼻子走，根子皆在于他的心垮了。人心一旦丧失了抵抗力，那么，随之而来的便是“木朽而虫生，墙空而蚁入”的结局。
安禄山何许人也？此人本姓康，名轧荤山。父死后，随母嫁安延偃，因此改姓为安。禄山先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养子，因战功拔为平卢兵马使。此人“外若痴直,内实狡黠”。凡皇帝左右之人至平卢者，禄山无不厚赂之。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至平卢，禄山曲事利贞，乃至左右，皆有赂。利贞入奏，盛赞禄山之美。“由是上益为贤”。不久，即命“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后又升禄山为“范阳、平卢节度使”，成为统治两方的封疆大吏。
如是说，以前玄宗对禄山还只是好感还谈不到宠信的话，那么天宝六载（747年）的安禄山长安之行，他则的的确确的成了唐玄宗、杨贵妃的宠爱之人。史载，天宝六年（747年）的春夏之交，安禄山为感谢玄宗的信任，提出要面见玄宗，以表谢意，得玄宗允许后，去了长安。去时所带杂畜、奇禽、异兽、珍玩之物，皆玄宗、贵妃所好。禄山“在上（玄宗）前，应对敏给，杂以诙谐，上曾戏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禄山体肥，腹垂过膝，重三百斤）对曰：‘更无余物，止有赤心耳’上悦。又曾命见太子，禄山不拜。左右趣（促）之拜，禄山曰：‘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禄山曰：‘臣愚，曏（过去）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不得已，然后拜。上以为信然，益爱之。上曾宴勤政楼，百官列坐楼下，独为禄山于御座东间设金鸡障（画有金鸡的坐障），贵妃三姊皆与禄山叙兄弟。禄山得出入禁中，因请为贵妃儿。上与贵妃共坐，禄山先拜贵妃。上问何故，对曰：‘胡人先母而后父。’上悦。”（同上，第15卷第6877页）
从以上史籍的记载来看，安禄山天宝六载春夏之交的长安之行可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在唐玄宗心中的地位似已难以撼动。
唐玄宗、杨贵妃为了便于禄山来长安后的休憩，于天宝九载春正月（750年），“命有司为安禄山治第于亲仁坊，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落成后的新第富丽堂皇，“虽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禄山入新第，置酒，乞降墨敕请宰相至第。是日，上欲于楼下击毬，遽为罢戏，命宰相赴之。”（同上，第15卷第6903页）安禄山要宰相至其第，玄宗即下敕召宰相，可以说，禄山凡有要求，唐玄宗没有不答应的。
某日，恰逢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礼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彩舆舁（用手抬）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后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于外，上亦不疑也。”（同上，第15卷第6903页）
不少史籍写有禄山和贵妃“私通”的情节，根据权威史籍《资治通鉴》的以上记载，恐不枉也。
天宝十载（751年）二月，安禄山对任平卢、范阳两节度使，犹嫌不足，又提出要兼河东节度使。对于安禄山的无理要求，唐玄宗非但不加以制之，反而有求必应，毅然把时任河东节度使的韩休珉调为左羽林将军，让安禄山当了河东节度使。
安禄山专制三镇，赏罚已出，日益骄恣。他想到天宝六载（747年）去长安时不拜太子那件事，又见对自己倍加宠信的唐玄宗日渐老去，一种“最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的“时不我待”的伤怀之感油然而生。加之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又给安禄山算了一卦，说作乱一定成功，劝他作乱，禄山于是决心作乱。
对于安禄山的反相，比如培植“曳落河”武装（曳落河，胡言壮士也），私作朝臣服饰等，不时有人传入朝廷，包括时任宰相的杨国忠等大都向唐玄宗反映过，唐玄宗一概不听。
天宝十三载（754年）春正月，杨国忠又向玄宗反映禄山必反，并说：“陛下试召之，必不来。”玄宗于是按杨国忠之说召安禄山来朝，以探真伪，禄山闻令即至，见玄宗于临潼的华清宫，哭着对玄宗说：“臣本胡人，陛下宠擢至此，为国忠所疾，臣死无日矣！”玄宗听到禄山如此讲，“上怜之，赏赐巨万，由是益亲信禄山，国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于上，上亦不听。”（《纲鉴易知录》唐卷第1319页）以至以后发展到谁再言禄山反，玄宗就把谁逮捕审问。
实事求是地讲，天宝十三载春正月安禄山临潼华清宫会见唐玄宗时决意要反是真，但还没决定马上就反。他想等到“待己厚”的玄宗晏驾后再反。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安禄山马上就反的呢？是一项机密的泄露。华清宫会见后，玄宗愈加宠信安禄山，“上欲加安禄山同平章事，已令张垍草制。杨国忠谏曰：‘禄山虽有军功，目不知书，岂可为宰相！制书若下，恐四夷轻唐。’上乃止。”（《纲鉴易知录》唐卷第1320页）不料，这件事被张垍泄出。“禄山之发长安也，上令高力士饯行长乐坡（今长安东浐坡），及还，上问：‘禄山慰意乎？’对曰：‘观其意怏怏，必知欲命为相而中止故也。’上以告国忠，曰：‘此议他人不知，必张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贬张均为建安太守，垍为庐陵司马，垍弟给事中埱为宜春司马。”（《资治通鉴》第15卷第6925页）
然而，泼出去的水是无法收回的。禄山知晓当宰相的事为国忠所阻后，愤恨至极。归范阳后，即秣马厉兵，“会有奏事官自京师还，禄山诈为敕书，悉召诸将示之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众愕然相顾，莫敢异言。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纲鉴易知录》唐卷第1323页）也就是本文开头所讲的情况。
历史是已发生的智慧。历史事实充分印证了那位叫郭从谨的老汉所说的话。往事越千年，今天我们回味那段历史，仍然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既善其始，当慎其终”。始终经得住各种诱惑的考验，始终保持创业初始的那样一种精神，对当权者来说，永远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二，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只有战胜自己，才能战胜他人。人一旦成了自己的俘虏，也就等于丧失了领导别人的资格。唐玄宗为何晚年失败，既毁了大唐，也毁了自己，盖因为他没有战胜自己，盖因为他放纵了自己。有道是：“心中有戒，不越规；心中无戒，必逾矩。”心中有一“定海神针”方能经得各种诱惑。
三，任何时候都要听逆耳之言。历史的事实一再证明：“谀言顺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触怒。”这就说明，听逆耳之言，对当权者来说，任何时候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都是一种考验。考验着当权者的政治智慧，考验着当权者的执政情怀。但当权者既然手握公权力，就必须经受这种考验。
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只有战胜自己，才能战胜他人；人一旦成了自己的俘虏，也就等于丧失了领导别人的资格。唐玄宗为何晚年失败，既毁了盛唐，也毁了自己，盖因为他没战胜自己，盖因为他放纵了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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