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古代的交管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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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鸿彝 |
我国的交通管理立法历时久远。凡违犯者，都要受到相应的惩处。其中所透出的精神与意味，至今仍值得后人琢磨。
早在先秦典籍《周礼》中，就有“舟车击互，叙而行之”的管理要求；《礼记·王记》篇有明文规定，“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轻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携。出入皆如之”等。
与之相承的古代交管法规还有很多，比如《唐律》与《宋刑统》中，都有“不得在街市走马”，“不得在人众中走马”的规定。古人走马，即“跑马”。人群中走马，势必伤人，故禁止。又，法纪规定：以船载客，需事先定价，不得超载，“不得在中流索价”；出航，要避风浪，船主对预知的可能风浪所引起的灾难，需承担法律责任……这几条法令，也符合今天交管立法的原则精神：保证有序通行、违纪有惩。
谈古代交管立法，《仪制令》是不能忽略的。《仪制令》是古代国家对全体官民的社会行为的礼仪性规范条令，借以维持严明的等级秩序，不得违犯。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颁发了《唐律·仪制令》，其中有涉及“交管”一条，内容是：“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宋初亦有《仪制令》一卷，上述“交通法规”是“杂制”项中的一条。
五代时期，后唐之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八月敕：“准《仪制令》：道路街巷，贱避贵，少避长，重避轻，去避来。有此四事承前，每于道途立碑刻字，令路人皆得闻见。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各遍下管内县镇，准旧例，于道路明置碑，雕刻四件事文字。兼於要会、坊门，及诸桥柱刻碑，晓喻路人。委本县所由官司，共切巡察。有敢犯者，科违敕之罪。贵在所为简易，所化万人，既礼教兴行，则风俗淳厚。庶皆顺序，益致和平。”
这是榜刻《仪制令》的开始，国家对其教化作用的期待值极高。在五代动乱之际，有此一举，也属难能了。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及《册府元龟·帝王部•兴教化•榜刻仪制令（四条）》均记有宋朝大理寺丞孔承恭的建议：“令两京、诸道，各於要害处，设木刻其字。违者，论如律。应可兴礼让而厚风俗。”
此令一贯得到贯彻。到了明朝，一桩与《仪制令》有关的佚事，被载入李清所著《决狱新语》。
有农夫担粪过桥，一武举人着新衣大摇大摆地从对面走来。农夫一不小心，溅出了粪水，沾污了武举人的新衣，武举人定要农夫赔偿。农夫赔礼，愿为武举人洗净，后者却不答应。争闹间，某县令过来了，把二人唤过来，问明情由后，说：“新衣被污，实在不对。”令农夫礼拜赔情，脏衣由武举人回去自洗。武举人却不答应，执意要农夫赔他一件新衣。县令对他说：“好，衣服由我负责来赔。虽然贱应避贵，但你轻不避重，依法例，该笞你四十。看在你是举人的面子上，减去一半。如果你愿意拿回自家去洗，再减一半，只打十下，如何？”那武举人连忙求饶：“衣服我自己洗，自己洗。”说完，他匆匆离去，在场众人一片哗笑。
五代与宋朝的《仪制令》木牌（榜）迄今未有发现，因木质之榜，置于通衢，自然不易保存。今所见均为《仪制令》石碑，原是置于城内十字街头或驿道交汇处、道桥桥头。这种文物，今已为各地所收藏：河北邯郸有一碑，陕西略阳县有一碑，福建松溪有一碑，江苏盱眙有一碑，山东曲阜有一碑。五碑的发现，确证了此项《仪制令》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是得到广泛而持久的贯彻执行的。
长期以来，人们对古人、前人、他人的东西，总是习惯于作“批判性思维”，而不善于萃精式思考，更难见有忠于历史实际的考察，在对待古代交管法规如《仪制令》等事物上也是如此。
有人看到“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的文字表述，便说他是封建意识的产物，殊不知这条规定，分明在强调人车分流，使公众交通能合理而有序。
还有人看到“贱避贵”几个字，便恨不得一个早上全部废除掉。殊不知，只要社会还有贫富贵贱存在，这条“红线”就不可能被完全废除。而今，不论中外，“贵”者占道，“贫”者与“贱”者禁止通行、只能让道、只许远观的事还少么？
愤愤不平并不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应将其控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我们理应尊重前人对交通秩序的不懈追求。可以这么说：凡不知尊重前人立法精神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尊重自己订立的任何法规。
（摘自2016.01.11《法制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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