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鞅变法的是与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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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勇 |
在长达数千年的专制集权体制下，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整体上是趋向于保守，大多缺乏敢为人先的勇气。以擅长于冷峻解剖国民性而著称的鲁迅先生曾深刻地发问道：“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因此之故，中国历史上勇于改革、敢于变法的英雄可谓寥若晨星、少之又少。然而，物以稀为贵，惟其稀缺，更感钦佩。近日，读《史记》中“商君列传”和“秦本纪”两篇文章，便很为商鞅力排众议、舌战群臣、把秦国的改革和变法进行到底的毅力所折服。商鞅的改革、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自身也落得个五马分尸的结局，但梳理、分析一下其改革、变法的是是非非，对于今天的人们却不无意义。
从司马迁栩栩如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商鞅对于改革、变法有坚定的信念、明确的目标和周密的方案，因此，在遇到反对和阻挠时，能够不为所动、一往无前。在改革、变法之初，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一些权贵企图用“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的一套说教阻止改革、变法。
当朝守旧大臣杜挚反对商鞅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成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器。仿效成法没有过失，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商鞅则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有利于国家就不仿效旧法度。所以汤武不沿袭旧法度而能王天下，夏殷不更换旧礼制而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能非难，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
最终，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商鞅徙木立信，力推改革、变法措施，“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使秦国迅速兵强马壮、民殷国富，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改革、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在推行改革、变法过程中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执法必严，敢打老虎。商鞅始终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当太子违犯改革、变法的律令时，商鞅就对秦孝公说：“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而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依法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商鞅就坚决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自此以后，改革、变法措施在秦国全境就一路前行、畅通无阻了。
然而，商鞅虽然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改革、变法英雄，但其自身却有着致命的弱点并最终导致车裂人亡、改革流产。首先，商鞅武断专横，他采取的改革、变法措施丝毫不容百姓置喙，指责不行、赞扬也不行，凡是胆敢议论者就被认为扰乱秩序，不但给予严厉处罚，而且强制迁往边疆。如此一来，改革、变法也就缺少了民意的基础。
其次，作为改革、变法的组织、领导、策划者，商鞅不顾百姓死活、漠视民生改善，自己却大造楼堂宫阙，极尽铺张奢华。据《史记》记载：商鞅每次出门，后边都要跟着数以十计的车辆，车上都是顶盔掼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做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这些防卫缺少一样，商鞅便不出门。用现在话说，如此脱离群众、不接地气，改革、变法失败也就是预料之中的事了。
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转变，国人僵化保守的形象正逐步为改革创新的面貌所取代。在此背景之下，对于我国历史上弥足珍贵的几次改革、变法事件认真总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必将有助于当前改革顺利推进。
（摘自2015.12.20《法制日报》） |
| 栏目责编：马丽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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