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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识人与用人
 
◎蔡建军
   识人用人、选贤任能,可谓千古难题。但作为晚清扶危救难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为官从政之道,识人用人之法,确有独特见解。居官入仕者,倘能思之、鉴之,必能大受裨益。
  话说,李鸿章向曾国藩举荐三个人才,恰好曾国藩散步去了,李鸿章让人在厅外等候。哪承想,曾国藩散步回来,从察言观色中已有定论,当李鸿章请他当面考察选用时,曾国藩却直言相告:“面向厅门、站在左边的那位是个忠厚人,办事小心,让人放心,可派他做后勤服务的工作;中间那位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不值得信任,担不得大任;右边那位是个将才,可独当一面,将来作为不小,应予重用。”
  李鸿章很吃惊,怎会有如此差异?曾国藩解释道:过分谨慎,沉稳有余,魄力不足,难堪大任;东张西望,神情不定,有投机钻营之嫌,不足以委以重任;不焦不躁,仰头望云,有一份难得的从容淡定,这才是少有的大将之才!事实证明,曾国藩看得很准,那个人就是后来在台湾保卫战中闻名于世的淮军将领刘铭传,后任台湾首任巡抚。
  人有长短,世无全才。人本身就是一个长与短的统一体,优点和缺点同在,长处与短处并存。关键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趋利避害,才能实现用人科学化,效益最大化。曾国藩在长期的官场职业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识人慧眼,用人之能,使众多千里马踊跃相随。
鲍超是湘军名将,长得短小精悍,又性情豪爽。他本来是胡林翼的旧部,同乡李申甫荐之于曾国藩。一开始曾国藩交给他两营人马,鲍超嫌力不从心,就想另谋高就。幕僚李申甫只好为鲍超求情,曾国藩才勉强给加了一营。
  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用,必须“日观其德,月视其艺”,多视角观察识别,防止以偏概全,方能以小见大。一次刘铭传率军追击捻军,途中与刚获大胜仗的鲍超相遇。曾国藩问刘铭传:“鲍超穿黄马褂了吗?讲自己的战功了吗?”刘铭传答道:“没穿黄马褂,鲍超唯恐待人不周,十分谦虚,那里会夸耀自己的战功呢?”曾国藩由此而知道鲍超还保持着朴实的本色,仍有不表功的美德。
  好马要配好鞍,名将要统重兵。面对大胜而归的鲍超,曾国藩大张旗鼓奖励,马上给他加了好几个营的精兵。鲍超从此再也不提要走的事,而曾国藩对他更是器重有加。
  打狼要有擒虎力。鲍超勇猛善战,但是将材而不是帅材,因而在作战中,曾国藩常让他冲锋临阵,却不让他独当一面,避其所短。领导干部有识人之明,才能善任之。
  “听其言量其心志,观其行测其力,析其作辨其才华,闻其誉察其品格。”这是曾国藩识人的经验总结,也是他为官从政的智慧结晶。
  据民国笔记资料《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载:曾国藩驻军安庆时,有一位姓戚的人从湘乡乡下来投奔他,几句言语,切中要害,曾国藩对他很有好感,就把他留下来。
  大千世界,扑朔迷离,很多时候真相往往隐藏在假象背后。一日共饭,饭有秕,某除之而后食,文正熟视之。饭后,弈既,令支应备数十金为赆。戚某大惊,便向曾国藩的表弟彭杰南求助,让他去给说情。曾国藩对彭杰南说:“他吃饭时连一颗谷粒都要挑出去,从庄稼地里来到军营,才不过一个多月,就有这样的举动,我恐怕他见异思迁,富贵之后会忘本,到头来反而害了他啊。”吃饭剔除秕谷,这种常人不以为然的生活细节,在曾国藩看来却关乎个人品德。据说,这个被打发回乡的人,竟是曾国藩的亲外甥。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曾国藩说:即使有好的药物,如果不对病症,还不如一般的药物有效;虽然有贤才,如果工作不适合他的特长,就不如普通人。古往今来,“察人用人”不仅是一项技术活更是一门大学问。对于擅长治军的,就安排到营务处,使其历练军务,以为他日将才之备;对于精于计算的,便安置到粮台、转运局、筹饷局等机关,使其学习筹饷、理财、转输等工作;对于善于发明创造的,便安排到制造局,参加造舰制炮的工作。总之,务使人人能尽其用,尽其才。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只有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给雄鹰以蓝天,给猛虎以深山,才能让人才尽心尽力,忠心报国,建立功业。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成为著名经学家,左宗堂在后来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中建立了不朽功勋,郭嵩焘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容闳成为洋务运动的骨干人才。
  古语云:“能领兵者,谓之将也,能将将者,谓之帅也。”能将思想付诸实施并加以升华的人即是将才,而能将思想托付给合适的将才,使之收获最大效益的人,即是帅才。曾国藩无异是后者。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乃是人才成长的一条历史规律。无论从古至今,对于每一位高明的领导者而言,“用与不用,听与不听”这八个大字都是集聚眼力、智慧、胸怀和胆略的良训。
  殷鉴不远,来者可追。曾国藩所处历史时代与今日大相径庭,但其识人用人的方略,仍可作为我们反思用人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