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7月，大学毕业的我通过省直机关选优，分配到省人大常委会政法委员会（后改称内务司法工委）工作。1991年初按照机关安排，我参加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队到唐县长古城乡（现已改设长古城镇）开展扶贫工作。
3月初，一个飘着小雪的早晨，我们从石家庄市出发奔赴唐县。
　　长古城乡是个平原乡，也是一个大乡，共有14个村，离县城十几里地。它和唐县山区的一些乡村比较，条件还算是好的。因为地处平原，是水浇地，粮食产量还可以，老百姓吃饭不成问题，只是没有乡集体企业，个体企业也只有几家技术落后、规模较小的棉纺厂。所到之处，乡里、村里和群众普遍反映缺钱。乡政府没有一辆公车，所有干部上下班、到各村公务都骑自行车或摩托车。
　　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乡里尽可能给我们提供方便。刚去时还很寒冷，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提前给我们生好了煤炉子，怕我们冷又特意准备了电炉子。乡党委书记担心我们不会生火，还指派专人指导。到食堂吃饭，大师傅会在面条里给我们加上一个荷包蛋，我们同乡干部边吃边聊，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谈谈如何开展工作，倒也其乐融融。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投入工作。在乡干部的带领下，我们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走遍了14个村，通过与村干部和群众座谈、实地了解情况后，我们开始谋划扶贫工作。
　　那年雨雪较多，各村之间都是土路，泥泞难行，群众反映很大。按照当时流行的“要想富、先修路”的思路，我们和乡领导商量，决心把村与村之间的道路首先硬化。经过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的协调，省交通厅很快下拨了修路资金，但还需要县乡自己出一部分钱。可是县乡拿不出这笔钱，怎么办？经过和乡领导研究，决定发动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路修成。为了节约成本，除了必需的设备和原料，能自己做的事就由村民自己承担，如砸石子、整修路基、铺沥青等。乡亲们对修路积极性很高，踊跃参加，纷纷出钱出力。到了当年夏初，村与村之间的主要路面全部硬化。骑着自行车走在平坦的道路上，我们的心情也像路边起伏的绿色麦浪，充满了喜悦。
　　在与乡村干部和群众聊天中，我们了解到唐县以前有许多蘑菇大棚，形成了规模，外贸收购后出口到国外，增加了农民收入。但是，后来有些村民为了多挣钱，往蘑菇里掺沙子，这些蘑菇很难洗干净，出口的蘑菇就被退货了。由于这样的短视行为，外贸公司再也不收购当地的蘑菇了。县里有人几次找到省外贸的有关公司洽谈，都被拒绝。通过调查了解，我们认为这里具备人工种植蘑菇的环境条件，村民有种植的技术和经验，只是由于当时个别人的不良行为导致“一失足成千古恨”,丧失了信誉，多数村民也很后悔。摸清情况后，我们一边到省外贸土特产公司进行沟通，做出信用承诺；一方面由乡政府召集各村干部开会，约法三章，保证蘑菇质量，并由包村的乡干部负责监督管理。经过我们和乡政府的共同努力，蘑菇种植又恢复起来，当地农民又多了一条致富路。
　　在帮助农民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加强各村的文化建设。为此，我们帮助各村修订了村规民约；联系河北农业大学给乡学校赠送了一些体育器材。为提高小企业的发展能力，我们还聘请技术人员对个体企业进行指导。
　　在唐县的一年，使我得了锻炼，加深了对农村情况的了解。当时农村的“三提五统”还没有取消，计划生育任务也很重，还有大量琐碎的工作要做，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简陋的条件下，乡村干部饱满的工作热情、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让我深受触动。后来，我又三次下基层，在村里、镇里、县里都工作过。正是因为有了在唐县第一次下乡的经历，对农村的情况，基层同志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有了一些认识，使我能够较快融入新的环境，开展工作。我感觉，只要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带着感情做工作，就会得到认可。
　　随着岁月流逝，当年和我一起下乡的同志已经先后退休，我也由一个刚出校门的懵懂青年步入中年。第一次下乡的经历和感悟，成为我宝贵的精神财富，深植心中、历久弥新。

（作者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