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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人,方能说服人
 
◎易水寒
  做人的工作,我们现在称之为思想工作,古已有之。走进历史的深处,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一些做人的工作的事例至今读起来仍颇受启发。且举两例。
  其一,唐肃宗宝应元年,邓景山任河东节度使,时有一位裨将(副将)犯罪当死,这位裨将的一些同事找到邓景山为其求情,希望免他一死。邓景山予以拒绝。后这位裨将的弟弟又找到邓景山,提出愿代替哥哥去死,邓景山仍然拒绝。再后来,裨将的弟弟提出用一匹马去赎死,邓景山欣然同意,赦免了这位裨将。诸将领看到邓景山如此工作,“大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作乱,杀景山。”
  其二,唐“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西逃蜀地。护驾军士在经过兴平县的马嵬驿时造了反,杀死了杨国忠,并强迫杨贵妃自尽。后继续西行,至扶风郡(今陕西扶风)夜宿时,军士又酝酿作乱,将领陈玄礼不能制止,唐玄宗深为忧虑。这时由成都贡奉的十余万匹春彩绸送至扶风,唐玄宗让全部摆到院子里,然后召将士进入,说了如下一段话:“朕比来衰耄,讬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仓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劳苦甚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或不能供,今听卿等各还家;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达。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玄宗尚未讲完,已“泪下湿襟”,众将士一看玄宗哭,也都流下了眼泪,一致表示:“臣等死生随陛下,不敢有贰。”自玄宗这次谈话后,“流言始息”。一场酝酿中的作乱得以平息。
  以上两则史料,均载之于正史《资治通鉴》中。前一则讲的是河东节度使邓景山看人不如牲口,从而激怒了众将士,落了个“身死河东”的可悲下场。后一则说的是唐玄宗为避“安史之乱”兵锋,在逃往蜀地的路上夜宿扶风时平息护驾军士预谋作乱的事。由于他深晓护驾将士的所思所想,充分理解和尊重他们的意愿和选择,做工作鞭辟入里,从而化解了一场内乱。
  这一正一反的史料给我们哪些启示?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尊严。“尊严,尊严,尊贵庄严”。渴望尊严,乃人之本性。想当年,河东节度使邓景山为何被杀,在于他犯了大错(看人不如牲畜),冒犯了将士的尊严。这说明,尊严之于人,犹如生命,不可随意冒犯。
  二是越贴近人性的工作,越是有效果。人性需要理解,这无论古人还是今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唐玄宗“夜宿扶风”时对众将士的工作为何有效果,在于他把自己摆了进去,主动承担了因用人失误而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责任(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在于他打捞起了最低层的声音,甚至连护驾军士离京师时“没来得及跟父母妻子道一声别”都心中有数(知卿等仓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对护驾军士跟随的辛苦亦表示了充分尊重和理解(跋涉至此,劳苦甚矣,朕甚愧之)。正是唐玄宗这些契合人性的话,才打动了护驾将士,使他的工作才取得了效果。这说明,对人的工作,无关古今,也无关社会制度,打动人心的永远是人心灵深处那种自然溢出的芳香。这说明,做人的工作,居高临下不行,装腔作势也不行,必须将心比心。
  三是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来自于这个人受痛苦的程度。安禄山反叛前,朝廷上下都知道安禄山要反,就是唐玄宗本人不知道。他总以为他是皇帝,他说话安禄山会听。安禄山反后,铁蹄所至,山河破碎不说,单就他仓惶逃离京师所受到的磨难就足以使他猛醒。马嵬坡之难,他失去了最心爱的妃子杨贵妃,他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这一切的发生,唐玄宗不能不有所思考。我们说:“夜宿扶风”时他对护驾军士所做工作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来自于“安史之乱”特别是“马嵬坡之难”对他的教训;来自于离京后的痛苦对他的帮助。这说明,苦难是积极的。人从自身痛苦的经历中学习永远是最好的学习。
  对于唐玄宗在扶风对护驾将士的工作,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元代著名史学家胡三省也给予了正面的评价。他说:“玄宗于此,有楚昭王去国谕父老之意。然玄宗之是言也,出于不得已。”我们说,唐玄宗在扶风的工作无论怎样出于“不得已”,他之“是言”却永远值得后人去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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