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重人，方能说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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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水寒 |
做人的工作，我们现在称之为思想工作，古已有之。走进历史的深处，我们可以发现，古人一些做人的工作的事例至今读起来仍颇受启发。且举两例。
其一，唐肃宗宝应元年，邓景山任河东节度使，时有一位裨将（副将）犯罪当死，这位裨将的一些同事找到邓景山为其求情，希望免他一死。邓景山予以拒绝。后这位裨将的弟弟又找到邓景山，提出愿代替哥哥去死，邓景山仍然拒绝。再后来，裨将的弟弟提出用一匹马去赎死，邓景山欣然同意，赦免了这位裨将。诸将领看到邓景山如此工作，“大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作乱，杀景山。”
其二，唐“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西逃蜀地。护驾军士在经过兴平县的马嵬驿时造了反，杀死了杨国忠，并强迫杨贵妃自尽。后继续西行，至扶风郡（今陕西扶风）夜宿时，军士又酝酿作乱，将领陈玄礼不能制止，唐玄宗深为忧虑。这时由成都贡奉的十余万匹春彩绸送至扶风，唐玄宗让全部摆到院子里，然后召将士进入，说了如下一段话：“朕比来衰耄，讬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仓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劳苦甚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或不能供，今听卿等各还家；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达。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玄宗尚未讲完，已“泪下湿襟”，众将士一看玄宗哭，也都流下了眼泪，一致表示：“臣等死生随陛下，不敢有贰。”自玄宗这次谈话后，“流言始息”。一场酝酿中的作乱得以平息。
以上两则史料，均载之于正史《资治通鉴》中。前一则讲的是河东节度使邓景山看人不如牲口，从而激怒了众将士，落了个“身死河东”的可悲下场。后一则说的是唐玄宗为避“安史之乱”兵锋，在逃往蜀地的路上夜宿扶风时平息护驾军士预谋作乱的事。由于他深晓护驾将士的所思所想，充分理解和尊重他们的意愿和选择，做工作鞭辟入里，从而化解了一场内乱。
这一正一反的史料给我们哪些启示？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尊严。“尊严，尊严，尊贵庄严”。渴望尊严，乃人之本性。想当年，河东节度使邓景山为何被杀，在于他犯了大错（看人不如牲畜），冒犯了将士的尊严。这说明，尊严之于人，犹如生命，不可随意冒犯。
二是越贴近人性的工作，越是有效果。人性需要理解，这无论古人还是今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唐玄宗“夜宿扶风”时对众将士的工作为何有效果，在于他把自己摆了进去，主动承担了因用人失误而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责任（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在于他打捞起了最低层的声音，甚至连护驾军士离京师时“没来得及跟父母妻子道一声别”都心中有数（知卿等仓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对护驾军士跟随的辛苦亦表示了充分尊重和理解（跋涉至此，劳苦甚矣，朕甚愧之）。正是唐玄宗这些契合人性的话，才打动了护驾将士，使他的工作才取得了效果。这说明，对人的工作，无关古今，也无关社会制度，打动人心的永远是人心灵深处那种自然溢出的芳香。这说明，做人的工作，居高临下不行，装腔作势也不行，必须将心比心。
三是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来自于这个人受痛苦的程度。安禄山反叛前，朝廷上下都知道安禄山要反，就是唐玄宗本人不知道。他总以为他是皇帝，他说话安禄山会听。安禄山反后，铁蹄所至，山河破碎不说，单就他仓惶逃离京师所受到的磨难就足以使他猛醒。马嵬坡之难，他失去了最心爱的妃子杨贵妃，他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这一切的发生，唐玄宗不能不有所思考。我们说：“夜宿扶风”时他对护驾军士所做工作的成功，某种程度上来自于“安史之乱”特别是“马嵬坡之难”对他的教训；来自于离京后的痛苦对他的帮助。这说明，苦难是积极的。人从自身痛苦的经历中学习永远是最好的学习。
对于唐玄宗在扶风对护驾将士的工作，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元代著名史学家胡三省也给予了正面的评价。他说：“玄宗于此，有楚昭王去国谕父老之意。然玄宗之是言也，出于不得已。”我们说，唐玄宗在扶风的工作无论怎样出于“不得已”，他之“是言”却永远值得后人去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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