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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种历史现象的试解读
◎关玉生
历史的眼睛从来容不得沙子。一些看似混沌不清的往事，经过岁月的打磨，一定会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并一定被有良知的历史学家记录下来。谁在历史中扮演了角色，谁就要承担相应的道义上的责任。这就是历史的良心。
史籍读得稍微多了一点，我渐渐发现有这么一种现象：即在历史的舞台上，厚道人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其在史籍中的形象始终是正面的；而那些具有人格缺陷的胜利者，不论胜利的如何辉煌，史学家在记述他们胜利的同时，也总忘不了对他们的不光彩之处写上几笔。
楚汉相争，楚霸王项羽是个失败者，但史籍对这位失败者似乎情有独钟，这里，我不妨引一段史籍对项羽临终前的描写，供大家品味。
“项羽抵达乌江，打算南渡长江。乌江亭长把船划向岸边，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人口数十万，你照样可以称王。请大王火速渡江。这一带只我有这条船，汉军一旦追到，便渡不成了。’项羽笑着对亭长说：‘上天要亡我，我又何必渡江？想当初，我跟江东子弟八千人离家渡江西征，消灭强秦主力，而今一同离家的没有一个活着归来，纵然江东父老怜悯同情我，推举我当王，我有何颜面面对他们？他们纵然不说什么，我难道心中不惭愧？’说完遂把坐骑‘乌骓’送给亭长，命骑士下马步战，时汉军已追到江边，直扑项羽，项羽斩杀数百人，自己身上也受到十余处创伤。这时项羽猛见汉军中有一位名叫吕马童的熟人，就把他叫过来说：‘你岂不是我昔日的老友？’吕马童仔细一瞧，大吃一惊，指着项羽对骑兵指挥官王翳说：‘他就是项羽！’项羽说：‘我听说刘邦用黄金二十四万两购买我的人头，封万户侯爵，今天，我给你做这个好事。’说完拔剑自刎而死。”
请看，这哪里有一点失败者的狼狈？这分明是一壮士的形象；分明是一敢作敢为、来去磊落的英雄形象。后人每每读及史籍中的这段话，无不对项羽的死唏嘘不已，认为他不应该去死，应该过江去，以便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正如北宋词人李清照在《夏日绝句》一诗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对项羽之死寄托了无限的感慨，我想，持此种心情的人至今恐怕也大有人在。
对于项羽，司马迁在作《史记》时亦写道：“羽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指率领齐、赵、韩、魏、燕五诸侯）灭秦。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从以上文字的评价来看，这位伟大的史学家对项羽也是持肯定态度的。
反观刘邦，尽管他在楚汉相争中是个胜利者，尽管他也具备一位政治家所拥有的难能可贵的“能听”（指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优长，但在史学家的笔下，其“流氓、无赖”的形象似乎始终难以抹去。刘邦其人，且不说他开了“国骂”的先河，他干了“摘下人家儒生的帽子就往里面撒尿”的勾当，也不说他在和项羽的争霸中背盟、用损招对付项羽。单就他对韩信、彭越这两位大功臣的态度而论就足以让人心寒。韩信和彭越是决定楚汉相争胜负的关键人物。没有这两位，就没有垓下之战项羽的被困，就没有项羽的自刎乌江，自然也就没有刘邦的胜利。“汉之所以得天下，大抵皆信之功也”（司马光语）；“垓下之会，微彭越，项氏不亡”（司马光语）。但刘邦对这两位大功臣可以说“一百个不信任”。韩信尽平齐地后，刘邦封他为齐王时，就老大不情愿，但出于“利用”韩信，也只好这样做。但当韩信率军在垓下之战中歼灭项羽后，刘邦立刻露出了“流氓、无赖”的嘴脸。“汉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壁，夺其军”。也就是说，刘邦一旦达到了利用韩信歼灭项羽的目的，马上就过河拆桥，到韩信营帐夺取了他的印信，收编了他的军队。同时，“更立齐王信为楚王”。使韩信离开了他根基所在的齐地。韩信最终受到“灭三族”（父族、母族、妻族）的酷刑，问题不在他谋反不谋反，问题在于刘邦“畏恶其能”；问题在于“他不杀韩信睡不着觉”；问题在于“韩信谋反，要杀他的头、灭他的族；韩信不谋反，也要找个理由杀他的头、灭他的族”。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此之古训，再形象不过地说明了专制政治的运行逻辑。
刘邦诛杀彭越三族，也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刘邦征讨陈豨时，想让彭越率军参加，彭越因卧病在床，没有亲自去，派了一位部将率军前去，刘邦见彭越没来，很不高兴。派人去催促彭越让他亲自参加。彭越正准备前去时，部将扈辄对彭越说：“你一开始没去，催你你才去，不怕被擒么！不如发兵反了算了。”彭越不同意反。恰在此时，梁地（彭越被封梁王，是谓梁地）太仆（管交通的官）和彭越有隙，于是逃到刘邦那里，告彭越和扈辄谋反。刘邦于是秘密派人到梁地趁彭越不备把他囚到洛阳，经有关部门审讯，认为谋反成立（估计又是“莫须有”）。这时也不知道触动了刘邦哪根神经，刘邦意外地却没有杀彭越，只是撤销他的爵位，贬作平民，放逐到蜀郡（今成都）青衣（今四川雅安）。
彭越被押解西行，至郑县（今陕西华县），恰遇吕后从长安回洛阳，彭越向吕后痛哭喊冤，声称自己清白无辜，不敢盼望复爵，但请求放逐到故乡昌邑（今山东金乡县）。吕后满口答应，并带着彭越回到了洛阳。
到洛阳后，正当彭越对吕后感恩戴德之时，吕后却对刘邦说：“彭越，英雄人物，把他安置到蜀地，不怕有后患么？为什么不趁机杀掉他，我已把他带回来。”刘邦同意。于是吕后找了一位彭越的随从，许以好处，让他检举彭越谋反，检举文书一上去，廷尉（管司法的官）立刻奏请“族刑”，刘邦大笔一挥：执行。并注明不准收尸，谁收尸灭谁之族。可怜这个为刘邦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大将及其家人、族人，还没弄清犯了何罪，几十口刹那间成了刘邦的刀下之鬼。彭越和其家人、族人的尸首在洛阳的一条街上躺了一片，没人敢收尸，只彭越的好友栾布冒死前去哭拜并收尸掩埋。栾布的这一义举也被史籍记录下来，所谓“文王葬枯骨，仁也；栾布哭彭越，义也”，就是赞美他的。
以上就是两位大功臣的遭遇。以上就是刘邦对功臣的态度。从这两位大功臣的死，我们可以看到汉高祖刘邦和他的老婆吕后的蛇蝎心肠。
历史的眼睛从来容不得沙子。一些看似混沌不清的往事，经过岁月的打磨，一定会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并一定被有良知的历史学家记录下来。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机关算尽。他未必能想到历史会这么清晰，他更想不到他往人家儒生帽子里撒尿的事也白纸黑字地出现在史籍中。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历史是可畏的，这种“可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切说明了，有智慧的文字不会逝去；有节操的风骨不会逝去；有龌龊的行径同样也不会逝去。谁在历史中扮演了角色，谁就要承担相应的道义上的责任。这就是历史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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