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朝初期的廉政教科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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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治钊 |
据《明太祖实录》卷39记载，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以亲身经历告诫，“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民，从社会最底层中来，深知各级官吏贪污受贿，以权牟私，腐败问题很猖獗。为预防和打击贪官污吏，在明朝初期反腐倡廉斗争中，除了制定严格的刑律外，还标本兼治，以警示预防教育为主，而令儒臣编辑教科书，以从政善恶之典型，以廉贪正反之事例，体现治国之理念，展示从政之思想，旨在鉴戒、省览、警省，令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朝夕诵览，以此规范从政言行，坚守为政之道，提高做官素质，筑牢思想防线，遏制贪污受贿。
明朝初期的反腐倡廉教科书，其内容大多选择历代政治言论或者事例，采用古人格言警句，亦有圣君贤相名臣，也有暴君恶相奸臣。朱元璋说：“往古人君所为善恶可为龟鉴。”历代君臣所行之事，对当今来说，是一面镜子，正衣冠，规行为，鉴得失。于是，令有识之臣编撰《贤臣传》和《奸臣传》两本书，简明扼要，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使智者易为目诵，贤者以为取舍，才开卷犹见目，见者从善而不从恶。
以正面典型为主的《贤臣传》，全书分为十六卷目，共收录两汉至唐宋贤臣良相八十三人，诸如萧何、狄仁杰、司马光、寇准等，对其嘉言善行，予以讴歌。或佐命而开基，或守成而致治，或智谋之渊深，或节行之超卓，或文章之博雅，或忠义之显白，虽各不相同，然贤臣之心则无不同。朱元璋在《贤臣传》序言里指出：“贤人虽殁于千古，人若日诵其事，由生之所以，是不亡也。”编辑该书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为各级官吏树立模仿之榜样，造就忠君之臣，培养廉洁之士，巩固朱氏江山。又令编反面教材《奸臣传》一书，朱元璋说：“贤者可以为法，恶者岂不为戒乎？”意即贤恶对照，扬贤避恶，更能惩戒。该书收录自汉迄宋如董卓、杨国忠、秦桧等奸臣二十六人之事例，其窥赌皇帝之意，包藏祸害之心，舞弊权术，搬弄是非，贪污受贿，欺男霸女，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余辜千万世，以至古今永为罪人。明朝翰林国史院编修吴沉，在序言中对奸臣刻画得入木三分，并警示教育君臣不可不读此书，为君者不读则无以观察小人之情状，为臣者不读则无以惩创而将蹈于覆辙。
在明初反腐倡廉教科书的编辑过程中，朱元璋还亲自动手编写《御制大诰》一书。据《明史•刑法志》记载，此书主要是针对当时臣民沾染元朝之陋习，徇私灭公，务私而不务公，贪赃枉法，虐待民众，不安职业，盛行豪华奢糜之风，对皇帝不忠心，这些问题愈来愈严重，与日俱增。为了扼止吏之丑恶行径，明太祖融入从严治吏理政之思想理念，强化廉政教育，欲仿效成周何尊铭文，以大诰制而驯化之。
由朱元璋亲手编纂的《御制大诰》又名《明大诰》，主要由《大诰一编》、《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四编组成，明刑弼教，刑罚苛重，教育警示官民这些“高压线”别去触犯，否则将会碎剐凌迟处死，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它除了是一部律外之法，还带有特别法性质，比明律增加了许多禁令与罪名，采用酷刑严刑惩治贪官与豪强，以此弥补律文的不足。朱元璋说：“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要求全国各地官民熟为观戒，家传人诵。还把该书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从学生开始抓起，《明大诰》系列丛书被当作学校的教科书，洪武十九年（1386年）将此书颁赐国子监（相当于全国最高学府），加以学习研究。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令礼部从此书中出科举考试题，引导监生及学生皆须熟观成诵。如果囚徒有此书，而且经常阅读，那么罪名判处将被减轻等级。于是，天下形成讲读《大诰》之风气，每年讲读师生来朝者二十余万人次，明太祖还给予赏赐遣还，以此鼓励全国各地臣民组织学习廉政教科书。
对于骄奢淫逸的王公大臣，朱元璋还针对性地编辑廉政教科书，供其学习借鉴。比如，明朝大将军蓝玉出征蒙古，有胆有谋，英勇善战，俘获元军首领，战功卓著，被封为凉国公。然自恃有功，骄横跋扈，贪腐霸地，私养家奴，积聚武装，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连侍奉朱元璋酒宴时亦口出傲语，军中将校升降进退，大权操于他一人。明太祖多次责备他，蓝玉目中无人，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劝戒根本听不进去。这令朱元璋如坐针毡，心里不安。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密谋造反，朝廷正好以谋反罪将其逮捕下狱，并被剥皮实草，抄家灭三族，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一万五千人。在抄家过程中，蓝玉住宅豪华，服饰器用，僭侈逾制，甚至比皇帝所用物品奢丽得多，朱元璋本是节俭之人，看到这些大为震惊与恼怒。由此联想到一些开国功臣，恃功骄恣享乐，喜声色犬马而不好读书，甚至肆情废法，奢侈腐化堕落。为了加强官吏廉政教育，预防及遏制贪欲，令内阁学士编《世臣总录》、《为政要录》等书，选辑历代为臣善恶可为劝惩之事，令群臣阅读背诵，朱元璋随时抽查大臣们学习状况，如不满意则廷杖之，有的甚至还被当场打死，使得王公贵臣上朝胆颤心惊，临上朝前向家人告死离死别，家属们亦很担心，直到上朝归来平安无事，方一块石头落地，欢天喜地庆幸。在加强廉政教育的同时，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诏翰林儒臣稽考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以及名号虚实之等第，以此编成《稽制录》一书，严格规定王公大臣的生活享用标准，凡勋旧居室坟茔货殖皆有定制，使之朝夕省览遵守，不敢越雷池一步。
至于家属子女教育，朱元璋亦分别编书，令其览读诵记。鉴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诏儒臣编辑《女戒》一书，选历代贤后慧妃之善事，作为皇室家庭教育的样板，并明令王后嫔妃不许干预政事。搜集整理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之迹，分门别类编辑《昭鉴录》、《辨奸录》、《永鉴录》等书籍，对分封于边塞和内地的二十三个王子进行教育训诫，使之谨慎为政。
由此可见，明朝初期，朱元璋针对不同对象编成教科书，从老婆到子女，从民间到官场，从一般官员到朝廷重臣，分等次，区类型，条块结合，颁赐廉政教育。这些举措，规范了各级官员及其皇族后室之言行，刷新了吏治环境，重构了官场生态，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潜移默化造就了明初反对奢侈浪费，倡导廉洁奉公的风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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