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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如草芥,则君如寇仇
 
◎唐 山
  1841年7月21日,对时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来说,是倒霉的一天。他的船遭遇台风,主桅杆断裂,同船10多个人被困在无人荒岛上,只剩一些食物、一块防水布和8瓶杜松子酒。
  幸亏遇到一名中国水手,同意送他们回去,但要收费3300元。此时中英鸦片战争正打得不可开交,清廷采取金钱刺激手段:擒获义律赏洋银10万元,生擒白人士兵一名赏200元。
  义律他们搭乘的民船开出没多久,便遇上官船,此时2名英国人正在甲板上得意洋洋地吃午餐,船家忙把他们推入舱底,并盖上席子。官船大声问船家看到了什么,船家轻松地回答说:“没有,没有。”
  就这样,义律死里逃生。
  船家发了一笔小财,但与清廷的赏金比,连三十分之一都不到,他们真傻吗?其实不然。自1757年后,在广州的中英贸易记录中,基本找不到清商向英商讨要欠款的记录。而英商讨要清商欠款的记录却很常见。因为清商们都明白,朝廷不可能为他们出头,反而会招来贪官们的觊觎。在一个不承认私有财产的国度,官方许诺根本靠不住。
  船家当然想多赚钱,可他宁可去赚少一点但稳当的钱。
  其实,在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中,与这名船家想法近似的大清臣民并非少数。
  当英军踏上异国土地时,本以为会落入仇恨者的海洋,可令他们惊讶的是,军舰所到之处,立刻被小贩们包围,甚至在激战时也是如此。一个英国上尉回忆说:“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度啊……他们在一个地方跟你做买卖,但在另一个地方,他们会与你作战!”
  只要给钱,天朝子民就会告诉你哪口井被下毒,该怎么迂回到清军的背后。英军所到之处,从不缺新鲜的食物和水,面对复杂的广州水路,中国船夫争相为英军提供服务,就像今天火车站外揽客的出租车司机们。“扬威将军”奕经密谋对英军发动偷袭,可当天晚上,一个未成年的中国孩子便冒着被砍头的风险,将消息传递给了英军。
  英军占领宁波后,充当间谍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被任命为“知府”,中国百姓知道他的名字,却执着地称他为“郭爷”,还为他写了一首意在赞美的打油诗,说:“自来官府断案不如郭爷速。”郭士立培养了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间谍队伍,其中一人发誓说,只要资助他去北京参加科考的费用,他就愿“效犬马之劳”。
  连英国军官们都不太相信会出现这样的场面,当他们向清军发起攻击时,当地农民“神情麻木地端着饭碗,吃着米饭……”
  为何人们丧失了最起码的家国意识?原因很简单,在皇权专制的统治下,他们从来没有被当成人来看待过,从来没享受到做人的基本权利。
  朝廷大员裕谦在东南沿海招民众入伍抗英,可私下却说他们“均属匪类……以之攻夷,可收以毒攻毒之效。即间有伤亡,亦不足惜,既不致有损天威,并可为地方除害”。
  “靖逆将军”奕山则说得更露骨:“是防民胜于防兵,而防兵胜于防寇。”奕经的军队长途行军时,“沿途掳丁壮,掠板扉,以四民抬一兵,卧而入城”。
  许多百姓是被清军绑架到这场战争中的,可在官员们眼中,他们反而成了敌人。负责防守镇江的老将海龄不准备战具,专注于在城门口抓所谓的“汉奸”,“每有妇人孺子见旗兵惊走,即追而杀之”,城破之际,海龄不检讨自己的残暴,反而再次声称“阖城皆汉奸”。甚至连“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也不免存有类似的偏见。
  耆英曾检讨过:“营员兵丁,亦无不以民为可欺,借巡查勒索商旅,买食物则不给价值,窝留娼赌,引诱良家子弟,代贼潜销牲畜。”所以当清军战场失利后,百姓立刻围烧官船,甚至用长竿将所有逃生者逼回火海。如果谁还不明白“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的含义,那么,这便是最好的例证。
  (摘自2016年第5期《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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