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
| ——1977年恢复高考始末 |
| |
高考，万千勇士过独木桥。高考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众多人的命运。高考制度在中国经历了建立废除又恢复的过程。我们应该感谢邓小平的一锤定音，让众多人改变当时的生活现状，继续追逐渴望已久的梦想，走上不同的命运道路。高考恢复近4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重新看看高考恢复的那些事。
恢复高考
——坚定而迅速的决定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刚一复出，邓小平就自告奋勇主管全国的科技和教育工作。7月19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准备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对教育部负责人说，到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找一些敢说真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来京参加座谈会。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这些参会人员必须与“四人帮”没有任何牵连。
7月底，武汉大学的校领导蒋蒲和崔建瑞专门找化学系52岁的副教授查全性谈话，说上面来了通知，点名要他到北京去开会。查全性回忆说：“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我一直在学校实验室搞科研。因此，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任何准备。”
8月1日傍晚，查全性坐飞机来到北京。武汉大学化学系原教师刘道玉此时已被借调到国家教育部工作，他专门到机场来接查全性。此前，刘道玉已经被任命为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并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事后，查全性才知道刘西尧（时任国家教育部长）和刘道玉跟自己都是校友，他们知道查全性既有真才实学又敢于讲真话，才安排他参加了这次会议。
8月4日早晨，在习习清风中，神采奕奕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召开了有3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从这天起，共开了5天。前两天，所有与会学者都一直表现得非常拘谨，只敢谈一些不敏感的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由于参会人员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查全性基本上没有发言，只是听大家说。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新召进的学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邓小平的短短几句插话令查全性为之一震，他原本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这时，受到会议气氛影响，查全性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大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农民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大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热爱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据了招生名额。”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被查全性的一席发言感动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说，“你们大家都注意听听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与会人员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发生了。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的招生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查全性发言时情绪激动，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全神贯注。
查全性提提神，继续他刚才的慷慨发言。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查全性建议：“入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十六字方针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随后，邓小平问了一下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的高考招生改革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要不然又会误招20多万不合格的学生，浪费可就大了。
邓小平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其实，在召开这次座谈会前，恢复高考就是邓小平酝酿多年的一个重大举措。他最初的想法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这次座谈会老教授的肺腑之言感染了邓小平，推动了高考政策的提前推出。
邓小平当场拍板“恢复高考”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场热烈鼓掌，很多学者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出两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8月13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一年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会议，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马拉松会议
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头绪太多，会议创造了一项开会时间的纪录——历时44天。会议的主要争论点，还是如何突破“两个凡是”。对此，焦急不已的邓小平在9月提出了他的招生标准：“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最后，马拉松会议终于在10月初得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按照这个《意见》，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由于当时各地还在沿用1966年下达的办法，采取各地自行招生，因此，1977年的高考还是由各省自行命题，沿用文革前文理分科的办法，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虑到实际情况，有些考题相当简单，尤其是数学。
全国试点选在百色
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中国青年多达1000余万人，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一些82届毕业生回忆，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
最终参加这届高考的考生，据统计一共有570多万，这就给国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对于执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资源严重匮乏的中国来说，如何解决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考生们总要出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五毛钱就行了。
因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1977年冬天的考试，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考试。每个省都有一个试点，考试科目也比现在少。全国的试点选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百色地区。这并不是因为邓小平组织过百色起义，追求什么纪念意义，而是觉得百色比较偏僻，经济文化比较落后，问题能暴露得充分一些。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十年积压，使1977年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这个比例在80年代初期逐步下降，从6:1，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3.5:1，直到现在的2:1。
恢复高考这一年
生源以“老三届”居多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是1977年12月参加考试，第二年春天入学的。而第二届则是1978年6月高考，当年10月入学的，所以这两届大学生虽然分称为77级和78级，而实际入学时间只相差半年，且时代的背景和生员质量基本相同，后来社会上和学界提起“恢复高考”，总把这两届学生相提并论。
因为是文革十年后首次招考，且招生的年龄放宽，所以大量文革时的中学生，即原本1966年、1967年、1968年高初中毕业，通称为“老三届”学生，报名参加了1977年、1978年的高考。这批考生虽然年龄偏大，不少比应届生要大十岁，但生活阅历丰富，文革前接受的中学教育基本功扎实，复习备考极其刻苦，所以在考试中普遍发挥出色，抓住了这改变命运的宝贵机遇，圆了自己的大学梦。据笔者不完全调查，像杭州某大学物理系78级所招150余名学生中，老三届的有50多名，约占1/3；而复旦大学经济系78级的62名生源中，老三届的要占到一半以上。其他大学文理科生源中，老三届所占比例大致如此。
学习刻苦空前绝后
1977年、1978年正逢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拨乱反正”“万木逢春”“百废待兴”，“重知识，重人才”乃至“重文凭”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再加上经历过文革的蹉跎岁月，上山下乡、回城打工……所以这两届学生十分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专业学习都十分刻苦。
经历过那段学习生活的人恐怕都会记得，当时的学生，除了上课，就是自习，很少有唱歌跳舞这样的休闲活动。看书看得实在头脑胀了，最多是到操场上去打一会篮球、排球。在复旦，晚自修去得迟了，不光图书馆的座位占不到，就是校园最西边数学系旁边的教室，也已经人满为患了。
毕业意向首选留校
由于全社会对知识和教育的日渐重视，由于对高校环境的留恋和对教师职业的仰慕，77级和78级大学生毕业后大多都想留校任教。尽管当时高校师资缺乏，但留校的名额毕竟有限，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学，除了少数几个学生干部和学习尖子如愿以偿外，多数难以圆梦。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同学选择了不同的途径。年纪小的，估计自己任教的希望不大，转而报考了研究生，以作“暂缓之计”；不上不下的，留本校无望，就退而求其次，选择到外校或低一等的大专任教。
那时读研和出国留学的机会不多。大学、科研院所、机关、企事业单位……虽然77级和78级学生毕业时实行的还是国家计划分配，但人们的个人就业意向，基本上是这样的排序。
结语： 1977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这是一个民族对知识的渴求，是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近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国考”深刻影响了3000余万人的命运，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命运。
（摘自《华兴时报》） |
| 栏目责编：马丽宽 |
| 投稿邮箱：malikuan@163.com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