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科举考试“末班车” |
| ——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殿试二甲第二名林世焘之子林松年谈科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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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由“分科取士”而得名，是我国古代通过考试培养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始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一种考试制度，历朝历代沿用如此久远，不可小觑。足见其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和广大封建知识分子的欢迎。
隋以前，采用“九品中正制”选拔文武官员，导致出身寒门的普通人无法步入仕途。隋始实行“分科取士”之法，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选举史”上崭新的一页。科举制从它产生之初，即具备了以下三大特点：一是选拔人才大权收归中央（从乡试到会试再到殿试，选拔人才大权统归朝廷），二是允许自由报考（学子怀牒自荐于州县），三是以成绩定取舍（人称“一考定终身”）。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科举制的“长寿”。直至今日，我们仍能从现代“高考体制”中找到它的身影。所以，从研究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角度，我们对科举制似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公正的评价。
说到科举，人们常言“源于唐宋，盛于明清”。精确地说，科举应是“源于隋，完善于唐宋，盛于明清，却又亡于清末”。追溯科举发展史，有利于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培养选拔人才的体制，正确评价其意义。例如，为何说科举制度是完善于唐宋呢？我们知道，唐随隋制，进而将科举分为“常举”与“制举”，即每年按期举行的考试称为“常举科”，而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举科”。载初元年，武则天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又创“殿试”之先河，排除了通过钱财“买官进士”的弊端，是完善科举制的一项重大措施。长安二年，又根据武则天的旨意，由兵部主考，开始了“武举”的选拔，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至此，科举考试已成为选拔文武官员的常制。到了宋代，科举考试在形式与内容上又进行了重大改革，最突出的就是放宽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如进士分三等（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每届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者，还允许参加“附试”，亦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以官职，开后世“恩科”先例。
科举制在明清虽盛极一时，却又为何“亡于清末”呢？这是因为清末科举考试逐渐僵化，用“八股文”将考生思想、学识禁锢起来，而且有些人为“投机入仕”，舞弊现象也愈演愈烈，以致科举渐失人心，清廷先是不得不于光绪二十八年废八股，再过三年，连科举制本身也废了；从外部原因来看，西方社会得益于工业革命成果，科技人才脱颖而出，而清末却仍固守科举旧制，人才资源已大大落后于西方，非大兴改革不可。故1905年废止科举，并无大阻力，甚至可以说，科举是以和平方式消亡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
光绪三十年举行的恩科殿试，实为中国科举考试“末班车”。家父林世焘亦参试此科，但并非求取入仕，而是以类似今之“调干生”身份应试。因为他于光绪十七年“中举”后，已由内阁后补中书花翎二品顶戴指分江苏“试用道”（即“后补道”，相当今之副省级干部），但欲入朝为官，势必仍须应殿试，以谋取更大功名，故家父仍以湖南考生身份应光绪三十年“会试”中式；接着便应殿试于恩科，录二甲第二名，入翰林院任编修，总算圆了“入朝为官”的梦想。
家父本系广西平乐府贺县（今广西贺州市）人，当时理应代表广西入京应试，为何却以湖南考生身份应试？这与晚清重臣张之洞有关。家父是张之侄女婿，而张时任湖广总督，他认为自己的侄女婿有望“问鼎”，而湖南又多届无人“入一甲”，故将家父调列湖南应试行列；加之此科名列会试第一名的谭延闿亦为湖南人，林谭二人当为“问鼎双保险”。结果却未能如愿，家父只名列二甲第二，谭列二甲第三十五，在本科所录二百七十三名进士中也算是名列前茅者。当时“八大阅卷大臣”送呈的殿试“前十名”（惯例送呈皇上钦阅仅十卷）名单中，朱汝珍拟定状元、刘春霖为榜眼、张启后为探花、商衍鎏为二甲第一、林世焘为二甲第二……最终光绪钦定刘为状元、朱为榜眼、商为探花，张为二甲第一，家父二甲第二未动。这中间最为“得益”者当属商，因为前十名中九为汉人，仅商一人为“广州驻防正白旗军人”。故光绪帝擢升商入一甲是有点“私心”的——在科举中也不能丢了“八旗子弟”的脸面。所以，张之洞即使“有失所望”也不全在考生身上，而且也不能有任何“失望”之举、之言。
当时，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势力仍把持朝政，家父在试卷中敢言“人之不敢言”，这大概也就是改革派张之洞寄予厚望而又仅获二甲第二的根本原因。
（摘自2016.05.09《永州日报》，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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