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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隔世情怀
 
◎程应峰
  陶渊明出生于一个衰落的世家,生活在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时期。父亲早死,少时家贫,做过几年官,有“济天下苍生”之雄心壮志,却因“质性自然”,不愿“以心为形役”、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在义熙元年辞去上任仅81天的彭泽县令一职,长期隐居田园。在岁月长廊中,陶渊明的文字师法自然,如行云流水,若天地奇观,似烟花绽放,教人仰视、回味、牵念、不能释怀,给人留下恒久的感怀与想象。
  史上的东晋,烟云滚滚,是一个大分裂、大混乱的历史时期,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争频仍、祸乱不已,文人政客们在这一盘历史的棋局里生杀予夺,缔造了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然而,陶渊明却在这乱世中处之泰然,潇洒风流地做了一段历史中的闲客。他在乱世中饱受了痛苦和愤怒,却凝华出一种低调和宁静,照彻千秋后世。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后,陶渊明确乎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从书香门第走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陶渊明四十四岁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接济过活。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63岁时,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同年十一月,陶渊明寂然长逝,淡然离世。
  就陶渊明而言,他的隔世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人,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乡村平凡的事物和乡野生活,在诗人笔下如此优美、如此宁静、如此亲切。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虽然有处境的悲凉,但其心情是自然而宁静的,可以说,他的隔世之居是一种和谐笃实的归隐。
  在陶渊明的骨子里,流淌着质朴自然的血液,他在看过人生的潮起潮落后,以随心而走的姿态,行走在一片自由的隔世幻境。在东篱旁,看菊花一年年凋落绽放,在时光深处,竭尽心力聚积着美轮美奂浑然天成的文字盛宴。在宁静的时光里,他反反复复地思考着无数个今世今生。虽然过去看不透,未来看不懂,人生像一个谜,但他始终都在追寻,从未放弃。他独自坐在草庐一隅,静静地看着,望着世间众生相,看着一股股思潮在发际拂过,却始终不愿跟从。他心底始终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你只属于自己。正因如此,他才有机缘为众多的后来者所称道。
  事实上,一向淡泊的陶渊明心中也是激愤的,只是他将满腔的愤怒和忧伤都隐藏在骨子里,一如《归去来兮辞》中所弥散的远离尘世的那种氛围。面对《归去来兮辞》,欧阳修曾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欧阳修还说:“吾爱陶渊明,爱酒又爱闲”。北宋王安石也说过,“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有诗人以来无此句者。然则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个而已”。鲁迅先生也评价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隔世独处的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因其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诗文呈现出亦柔亦淡亦远的特色。他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态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涵养,极受后来者推崇。在迢遥的岁月深处,隔世的陶渊明,悲怀的陶渊明,甩出了两袖清凉,也甩出了既宁静澹泊,又美丽得无与伦比的文字花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