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隐私保护也是公民一种“获得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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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栖 |
近些年来，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泄密呈高发态势。据去年年底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数十家消费维权单位联合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五成的受访者表示，“在2015年中，个人信息被泄露”，其中通讯信息、身份信息、消费信息等隐私被泄露高居前列。有关部门的权威数据也显示：仅仅在最近5年里，我国发生的公民个人隐私泄密事件，涉及千万条信息级别的就有15起。
我们常说：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大数据时代。网络的普及和高科技的发展，犹如一把双刃剑，它在让人们极为便捷、极为广泛地获取一些信息的同时，也给某些不良图谋者轻易打开他人隐私的“密箱”提供了巨大空间，一旦这些个人信息通过网络等散布开来，不止是个人的安全受到威胁，也形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所谓“隐私”，是指当事者不愿告人或不愿公开的纯属个人的信息。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荫蔽范围”。自己不愿告人、别人也不能强行公开的“荫蔽范围”的权利，在法律上称之为“隐私权”。
隐私权的定名起源于1890年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所提出的“不受打扰的权利”。由此可见，维护个人隐私权，首先是防止他人无端地对自己的“荫蔽范围”的侵犯，使得自己的正常生活不受他人任意“打扰”。但现实生活中，随意“打扰”他人的正常生活，肆意侵犯他人的人身自由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故意或无意揭示他人隐私的事件更是司空见惯。置身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失控的情形日趋加剧，难免让人对隐私安全陡生隐忧和不安。
18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一书中，曾对“法治下的秩序”提出了几条标准，其中就有“个人权利的落实”和“人们行为规范化”两条。这里所说的“个人权利的落实”，当然包括个人拥有隐私权；而“人们行为规范化”这一条，无疑也包含了防止和避免肆意对个人信息揭秘的民事侵权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这一民事侵权行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谴责的层面，更需要从法律规范的层面加以审视。
在结束了十年“文革”的时代，诸如大揭、大批、告密以及狠斗“私”字一闪念都已成为历史的记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日渐步入“法治下的秩序”，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个人各项权利得以重视。关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我国已经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规。有专家统计，我国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规章，目前逾200部。然而，与之相悖的是，个人隐私泄密事件屡有发生，有关部门的监管失之过宽、失之过软，使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这不仅威胁着公民的个人安危，更是严重损害了法治的威严，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法治的群众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一个新名词颇受国人的关注和青睐，即：改革开放的深入，要让人民普遍有一种“获得感“。在我看来，“获得感”不止是人们物质生活的满足（这种经济富裕当是不可或缺），还在于包括隐私权在内的各项权利的维护，因为它彰显出的是政治伦理，是一种民主政治进步的表征。倘若从这一视角看待问题、分析问题，那么，根治公民个人隐私泄密的顽症并非“痴人说梦”，至少在现阶段使其式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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