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策“短命”缘于决策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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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琳 |
据6月12日《华商报》报道，端午节前，陕西安康市新建的25个公共自行车站点启用，市民可通过办卡和扫码支付押金租车。然而从6月8日到10日仅3天，扫码租车服务即被叫停。理由是扫码支付的押金不好管控，露天站点的二维码可能被涂改而导致用户资金被盗。有市民认为，公共服务不是儿戏，先前咋没考虑周全？
无独有偶，同一天的《瞭望新闻周刊》聚焦各地短命政策，比如，2013年初北京曾出台“闯黄灯视为违反交规，记6分”的政策，执行5天即宣布暂停；2016年3月沈阳试推购房新政，对毕业未超过5年的高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在沈购买商品房的，公积金连续缴存时限由6个月降为3个月，且实行“零首付”，试行不足半日就被叫停……近来比较“著名”的短命政策还有今年初A股市场施行的“指数熔断”，以及刚刚叫停的张北草原天路收费。
通常理解，政策在其颁布实施的范围内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也正因为这种约束力对公众可能产生的影响，政策应该具有一定的严肃性、科学性和稳定性。朝令夕改、“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政策太过任性。
短命政策缘何频频出炉？
首先，缘于拍脑袋决策，决策不讲程序和规矩。一些地方，领导一句话就能出台一个政策，不调研、不论证、不集思广益。有的地方决策时忽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复杂问题，尽管初衷很好，但是效果不佳，只能无疾而终。
其次，缘于闭门造车。公共政策是面向公众的，公众身在其中，了解内情，完全具备建言献策的基础和能力。打个比方，要给百姓做鞋，总得知道对方脚多大、需要哪种款式、喜欢什么颜色吧？虽然不可能一一满足每个人的想法，但大多数人的共同意见总该尊重吧？如果屡屡让百姓“削足适履”，必然会招致不满。
第三，缘于法治意识淡薄。有些政策所针对的事情根本不该政府干涉，让市场去调节即可，有时政府甚至无权伸手；有些地方官员不具备基本的法律素养，不知道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相冲突，总觉得“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我说的就是法”，出台的个别政策、规定每每与国家法律相抵触。
最后，决策失误、影响恶劣，“收回成命”便是了，没有问责和追究，这也是短命政策屡屡出炉的重要因素。
短命政策不时出来折腾，对社会影响几何？今天指东明天打西，今天“狼来了”，明天“狼没了”，每一次大张旗鼓之后迅速偃旗息鼓，政府的权威和形象就这么一点点被折损。更重要的是，个别官员犯错，往往是公众和社会为其埋单。那些被浪费的各种资源、被折腾的不特定人群、被消耗的信任，都得慢慢“疗愈”。
对此，公众诟病已久，一些地方和部门也在改进。相比多年前，政策朝令夕改、短命纪录被刷新的情况总体在减少。不少地方和部门在制定政策之初，都会进行相关调研，注意“开门立法”、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听证会制度从最初的全票通过、无人反对，发展到今天有听证代表敢于说不，据理力争，甚至某个政策会因为反对声音强大而暂缓出台；一些地方还出台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在完成决策动议、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程序后，还须经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规定，等等。
保证科学决策，减少或杜绝短命政策，让每一项政策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不走弯路、歧路，一方面要推进决策程序、方式的规范化、制度化；另一方面要消除官本位和权力至上，尊重公民权利，严格依法办事。
（摘自2016.06.14《工人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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