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中国为何最终弃用纸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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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晨曦 |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在北宋时期的1023年，就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元代时期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在其《马可波罗行记》中详细介绍了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从此，欧洲人才了解了纸币。欧洲最早的纸币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比我国晚了 600多年。不过，闭关锁国的晚清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时，西方人发现，在纸币的“故乡”，还在使用白银和铜钱作为货币，纸币却不见了踪影。为什么古代中国最终弃用了纸币？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一、纸币的起源
纸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代宪宗时的“飞钱”。汉武帝时期因长年与匈奴作战，为解决财政困难，发行了“白鹿皮币”，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每张一方尺，周边彩绘，每张皮币定值40万钱。由于其价值远远脱离皮币的自身价值，因此“白鹿皮币”只是作为王侯之间贡赠之用，并没有用于流通领域，因此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飞钱”出现于唐代中期，当时商人外出经商带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本身不介入流通，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
北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远远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求量。尤其是四川地区使用铁钱，价值低，重量重，极为不便，于是当时在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要付一些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称之为“交子”。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功能。
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一些富商因经济条件的变化，出现了不能及时兑付的局面，甚至有一些惟利是图、利欲熏心的铺户，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群体性事件”。于是，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今成都）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开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为了保证发行的成功，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主要内容有：“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二年到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其面额通常为一贯、五贯、十贯等；每印发一界交子，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此外，还禁止私人印刷交子，并限定流通区域，开始时，“交子”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区，后来才扩大到陕西等地。
二、纸币的发展和衰落
应该说，早期北宋朝廷对于纸币的发行是比较谨慎的，纸币监管法律政策的出台也说明政府对纸币依赖信用的特性和易于仿造、滥发的弱点是有充分认识的，这套金融监管体系和措施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交子”的顺利流通。
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然而，由于中国古代封建政府高度集权，缺乏相应的监督制衡机构，纸币的发行随意性很大，使用纸币的弊端也很快地显露了出来。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 “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不置准备金，不许兑换，可以随意增发，因此纸币的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南宋时期，除了宋孝宗等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皇帝之外，大多数皇帝都把发行纸币当成了增收的手段，因为不需要什么本钱（甚至连准备金都不用），只要在纸上印上几个字和图案，就可以当金银使用，换来实实在在的财富，还不用背加重苛捐杂税的“骂名”。要养兵打仗，便印纸币；打完仗要犒赏诸军，又印纸币；就算是和平时期，要养活逐渐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自然仍是印纸币比较好。在印刷术已经相当发达的宋代，手工印钞机开始全速运转，为皇帝们提供了无数可以任意挥霍的纸币，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恶性通货膨胀和丧失信用的纸币的消亡。
货币的发行有自身的规律，流通中的纸币供给量过多，其本身的价值必然下跌。从南宋嘉定初年（1208年左右）开始，“会子”（宋代纸币的一种）就已经基本无法在市场上流通了。货币政策的失败，也是导致南宋政权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后的元朝和明朝虽然也都一度发行过纸币，但最终都由于政府的随意增发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变成了“废纸一张”。到明中叶弘治年间（1488~1505年），古代中国使用的最后一种纸币大明通行宝钞在市场上停止流通，铜钱和白银再次主宰市场。
三、纸币在近代的“复出”
我国在晚清的19世纪60年代才再次出现纸币，不过，民间一直有“抵触情绪”，拖延了纸币的流行，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纸币才真正成为大众的交易货币。不过，“法币”的结局同样令人唏嘘。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拥有黄金600万盎司，美元9亿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救济物资和美军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这些都为当时的政府发展生产，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和独裁，种种决策失误使当时的中国丧失了这种机会。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法币的发行额是5500多亿元，比1937年的14亿元增加的幅度已不小，但到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币值已贬到不及它本身纸价及印刷费的价值。南京国民政府最后孤注一掷，发行新的纸币金圆券来取代法币，以1:300万的比例收兑无限膨胀了的法币，发行总限额在20亿元。可实际上，到1949年5月， 金圆券发行猛增至68万亿元，是金圆券发行限额的3.4万倍，票面额也越发越大，从100元到1万元、10万元，最后竟出现50万元、100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人们拿到纸币后，就象拿了烫手的山芋尽可能马上扔掉。“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人们在核算成本、利润时纷纷改用米、金、银、美元等为单位，支付工资采用米或者外汇。上海市场大宗交易，如买卖房屋、地产、机器，都以黄金计价，商品交易甚至蜕化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南京国民政府在人民心目中已经信用破产，这种种的一切，最终都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
四、对现代国家的经验教训
同造纸术一样，纸币的概念也是从中国传入到欧洲的，不同之处是，中国商业票据的支持者是政府，而西方同样的商业票据支持者则是发行商家。几百年后，欧洲商业票据也转化成了纸币，但始终是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的，直到最近100年才被各国中央银行加持追认。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的政府控制能力强，欧洲国家分裂，内部还有教权和皇权的分立，因此欧洲的政府信誉远远不如中国。从货币角度讲，只要有政府信誉，都可以叫货币，但是中国货币的统一使其货币影响力远远大于欧洲，也造成了中国产生通货膨胀的土壤远远超过欧洲。欧洲“小国寡民”式的区域型货币使得跨国间的贸易往来仍然必须以金银来结算，这也从客观上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发生。
作为现代国家，只有建立健全财政经济政策，才能保持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如果弥补财政赤字完全建立在发行纸币的基础上，则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恶性通货膨胀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非人力控制的力量，伴随着通货流通速率的加快，物价上涨的速度会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纸币发行速度，这一点，应该对货币政策制定者有所启示和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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