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事”和“隐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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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草无言 |
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管别人家事”似乎是一件非常不令人称道的事情。俗语“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就暗含这层意思。因而，芸芸众生，凡认为“是别人的家事”的，一般都不会介入，甚至躲得远远的。
当年，唐太宗死，临终前把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叫到榻前，指着太子李治和他的媳妇王氏对他俩说：“朕佳儿佳妇，今一付卿。”说完此话不久即死去。然而唐太宗死后不久，李治和王氏的婚姻即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其原因是，李治在侍奉病中的唐太宗时，就和时为太宗才人的武媚娘好上了。太宗死后，武媚娘按规去长安的感业寺出家为尼，一年以后，时为高宗皇帝的李治也因祭祀的需要去了感业寺，见到了武媚娘，两人重温旧情，抱头痛哭。后李治征得王皇后的同意，把武媚娘接回后宫，并晋封为昭仪。然而，这武昭仪“蛾眉不肯让人”，进了后宫当了昭仪还不算，非要当皇后，加之王皇后一直无子，高宗皇帝李治也产生了“易后”的念头，两人一拍即合，于是找到舅舅并辅佐大臣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是李治生母长孙皇后之兄）和另一位辅佐大臣褚遂良，要求废王氏立武昭仪为皇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二人以“唐太宗临终前有遗言”为由断然予以拒绝。据史籍记载，李治和武昭仪为说服长孙无忌，还给长孙无忌送去了三十余车东西，尽管如此，长孙无忌就是不吐口。李治和武昭仪在百般无奈之时，一日，司空李勣求见，李治又对李勣说：“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巳乎？”意思是说：我想立武昭仪为皇后，可褚遂良就是不同意，褚遂良乃先帝顾命大臣，事情不知怎么办才好。李勣听到后马上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李治听李勣这样一说，豁然开朗，于是“上意遂决”。
你看，一件很难办的事，李勣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居然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传统中国这种“家事排斥一切外来力量介入”的观念如何了得。当然，李治的这次“易后”事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他付出了血的代价。
值得提及的是，传统中国的这种“家事排斥一切外来力量介入”的观念至今仍大有市场。据报载，北京和颐酒店事件中，一位女子遭暴力威胁而求救时，目睹这一场面的人其实并不少，可大都没施以援手，只有一位女子停下来施救。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有评论认为，大抵也是人们认为“这或许是人家的家事”和“莫管人家的家事”的观念作祟。不然的话，为什么社会上会存在施暴者说上一句“这是我们两口子的事”就能把人吓跑。
中国人至今存在着的“家事”观念是一种落后的文化、落后的观念，不知阻碍了多少人对受害者施以援手，实践善意。对于这个问题，有人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的“家事”观念和现代社会的“隐私”观念有某些相似之处，外人不愿介入人家的“家事”，恐怕也是考虑到对人家的尊重。对此论，我却不敢苟同。自然，“家事”观念和“隐私”观念都具有排斥外来力量介入的特点，但中国特色的“家事”和现代社会的“隐私”观念有根本的不同。中国特色的“家事”观念在排斥外来力量介入的同时，混淆了许多是非，掩盖了许多罪恶。我们还是拿唐高宗李治“易后”这件事来说，在封建社会“家国同构”的制度下，“易后”是“家事”“私事”吗？显然不是。“易后”和“易太子”一样，都事关国家的根本，事关大局的稳定。“太子，国之储君也；皇后，母仪万邦也。”无论是太子，还是皇后，都具有公共职能，都有关大局。不然的话，历史上就不会因“易太子”和“易后”发生那么多宫中喋血事件了。
而现代社会的“隐私”则不是这样，它才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权的尊重。而且这种尊重具有“界限性”。它绝对不会把隐私和施暴等同起来，也绝对不会认为“施暴”是什么“家事”。
现代社会应该有这样的文化：只要是人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不论施暴者是其家人还是什么人，也无论场合在哪里，都必须加以制止。我们说，丈夫打媳妇，施以家庭暴力，这不是什么“我们两口子的事”，也不是一句“家事”所能掩盖得了的。这是在侵犯人权，这是在犯罪。对于这种犯罪，人人都有权制止。西方社会当然谈不到尽善尽美，但西方社会有一条，即只要发现有人施暴，哪怕是施暴地点就发生在邻居家，也会有人义无反顾地去报警，这样的文化才是先进的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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