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偶然想到（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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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玉生 |
一 、历史不会冤枉一个人，但也不会讨好一个人
春秋战国时期，一年，晋国闹饥荒，晋惠公向临近的秦国提出了粮食援助的请求，秦穆公接到请求后，马上指示有关部门向晋国调运了大批粮食，以解了晋国的燃眉之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秦国也闹开了粮荒，饥荒比当年的晋国还严重，秦穆公无奈，也向晋国提出了粮食援助的请求，可是，令秦国想不到的是，晋竟“闭之以粟”，不借给。秦穆公看到晋国如此的刻薄寡恩，大怒，于是发兵攻打，并俘虏了晋国的国君晋惠公。可就在此事不久，晋国又闹开了饥荒，晋国的人民背井离乡，到处逃荒，秦穆公得到消息，竟摒弃前嫌，又调了大批粮食给晋国。对此，秦国不少官员不理解，给穆公提意见，穆公回答道：“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也！”意思就是说：我痛恨的是晋国的国君而怜悯的则是他们的人民啊！
同样一件事，秦穆公和晋惠公处理的态度截然不同。谁高、谁低昭然若揭。历史上秦穆公是作为“政治家”的形象而存在的，自然有其道理；晋惠公则什么都不是，我看亦有其道理。
无独有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某年，越国缺水稻种子，向邻近的吴国借水稻种子。吴王夫差接到请求后，毫不犹豫地满足了越国的要求。可是，当吴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向越国借水稻种子时，越王勾践竟将稻种煮熟了再借给吴国。勾践使如此的“损招”对付吴国，吴国自然难以接受。历史上“吴越交恶”、战争频仍，原因很多，但勾践此人惯使“损招”，缺乏诚信，心地阴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怪不得范蠡离开越国前说勾践“长颈鸟喙，只能共甘苦，不能共享乐”呢。
吴越争锋，吴王夫差最后是一个失败者，但失败者也并非一无是处；勾践是个胜利者，但胜利者也不等于形象完美，这就是历史。
二、“狗不夜吠”也是政绩
对官员的政绩如何评价？我国古代社会的某些“视角”颇具高明之处。比如，古代社会评价社会治安的优劣，就常常以“司法清闲”“监狱长草”为标准。这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因为“司法清闲”和“监狱长草”说明社会犯罪的少，说明道德教化起到了作用，说明社会已经“大治”。司法如果“越来越忙”，监狱如果“人满为患”，那非但不是政绩，恰恰正说明社会治安还存在突出问题。
古代社会对官员扰民问题也看得非常重。这里我举一个例子：东汉桓帝年间，一位叫刘宠的人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守，此人在位期间，“除烦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该人调走时，几位老农从若邪山出来，每人拿着一百钱，非要送给刘宠表示感谢。他们说：“我们这些庄稼人住得偏远，不认识郡守，光知别的郡守在时，官吏到民间征这征那，以至彻夜不绝，狗到天明还在叫。而自从你任郡守以来，却是人不见吏，狗不夜吠，我们到老才算遇到了圣明，今听说太守弃我们而去，我们几个人凑了一些钱，以表示我们的心意，你一定要收下。”刘宠听几位老农说完，说道：“我哪有你们说的那样好呢？谢谢各位父老。”说完从每个老农手里各取了一钱而去。
这一史料说明了什么？说明“牧民之道，务在安民”（司马迁语）说明了民意非常在乎官史扰民乱民的问题。如果官吏到民间弄得“鸡飞狗叫”，势必要受到民意反弹。“狗不夜吠”不是小事，而是一件值得称道的政绩。
三、唐人称谓中的迷茫
白居易诗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句诗使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认为安禄山叛唐的地点是在渔阳（即今天津市的蓟州区），因为蓟州古时又称渔阳。
关于渔阳，《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是这样解释的：“渔阳，隋大业末以无终县改名，治所在今天津市的蓟县，明洪武初废入蓟州。”
后来读史，我发现安禄山的反叛地不是在渔阳，而是在范阳（即今北京老城区西南）。关于范阳，《中国历史地名辞典》载：“范阳，唐方镇名。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以幽州节度使设置，治所在幽州（今北京老城区西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复名为幽州。”
关于安禄山反叛地点，《资治通鉴》明确写道：“安禄山专治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驾后作乱。会杨国忠（时为宰相）与禄山不相悦，屡言禄山反，上不听；国忠数以事激之，欲其造反以取信于上。禄山由是决意遽反……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资治通鉴》第15卷第6934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从以上史料来看，安禄山的叛唐地点是在范阳（今北京老城区西南部），而不是在渔阳（今天津蓟州区）无疑。
那么，白居易为什么在诗中写：“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呢？也即是说为什么把安禄山的反叛地写成渔阳呢？在读《资治通鉴》时，我无意中在元代著名史学家胡三省给《资治通鉴》所作的注中找到了答案，他写道：“唐人多以范阳渔阳通言之，白居易诗‘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是以范阳通为渔阳也。”（《资治通鉴第15卷第6965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自此，我心中的迷茫一扫而光。
四、年号知多少
“国号”是对一个政权的称谓。“年号”则是对某一历史时段的称谓。如唐玄宗的年号是“开元”和“天宝”，其间的历史就以“开元××年”“天宝××年”来记述。
中国历史上年号的创制起始于西汉的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创制年号“建元”。因此，“建元”也就成了最早的年号。
中国历史上实行年号最多的是唐代的高宗、武后朝。在高宗执政时期和武则天篡唐为周的共五十年间，他们一共实行了31个年号。尤其是武则天，因为一生喜祥瑞，最喜欢“改年号”，年号的用字多是用一些吉祥字组成。她希望用“年号”的吉祥为她带来好运。
从公元前140年到1911年，共2000余年间，我国历史上共有“年号”300多个。最后一个是溥仪的“宣统”年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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