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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真诚
 
◎关玉生
  在某些人的眼里,鲁迅先生似乎是一个战士的形象、斗士的形象。有的人甚至写文章这样说:“鲁迅与人争,眼睛里留不得沙子。”言外之意就是鲁迅为人苛刻,不能容人,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 
  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主要领导人,也是鲁迅的挚友。他生前曾多次到鲁迅位于上海的家中避难,鲁迅都冒着风险给予了极大的关照。瞿秋白被捕牺牲后,当时鲁迅先生已患有重病,病中的鲁迅先生仍然亲为筹资把瞿秋白的遗稿编印成《海上述林》一书出版。在上海闷热的天气里,鲁迅躺在病床上看书的校样,校读完后,为了印得精美,他又出资到日本印装。拿到精美的上卷后,喜不自胜,在病床上说:“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可能给杀掉的。”最后,他又请黄源在《译文》上刊登《海上述林》上卷的广告。1936年10月18日,也就是鲁迅逝世的前一天,报上登出了《海上述林》的广告,一息尚存的鲁迅还一定要看书的介绍文字登没登出。鲁迅对瞿秋白这样的深情,这样的诚挚,一般人能做得到么! 
  鲁迅对瞿秋白是这样,对青年作者更是这样。青年作家楼适夷因发表进步作品,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关押,对此,病中的鲁迅先生极为愤怒。就在楼适夷入狱后,先生又把他的两篇很稚嫩的小说介绍给美国友人伊罗生,翻译成英文,编入题为《草鞋脚》的中国短篇小说集。楼适夷通过其弟楼炜春与鲁迅取得联系后,鲁迅又应他的请求到狱中送去一些书的中日译本和自己亲为编校的瞿秋白的《海上述林》一书。楼适夷在狱中的译稿经同情革命的狱官传出,鲁迅得到后,马上停止自己的翻译,让《中学生》杂志刊登楼适夷的译稿。 
  鲁迅对青年作家的关爱自然赢得了一位又一位青年作家的热爱。先生逝世后,仍在监狱的楼适夷从悲痛中醒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必须采取行动。马上在监狱的黑石板上写了“鲁迅先生逝世”六个大字,从铁窗中举了出去,不大会儿,狱友们亦用同样的方法传递了这一震动心魄的消息。第二天放风时,每个人的臂上都已佩戴了一块从黑衣服上撕下的黑布,作为哀纱,以表示对鲁迅先生深深的悼念。行进的队伍中,每个人都脸色阴沉,有的还低头哭泣。后来,楼适夷又听从狱友的建议,在狱室的床板上写下了题为《深渊的哭声》的悼文寄了出去,发表在《鲁迅先生逝世纪念集》上。 
  仅从以上两例,我们就可看到,无论是年老年幼,也无论是身份高低,鲁迅先生对“志同道合”之人,都是极真诚的、包容的、充满关爱的。 
  当然,鲁迅先生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的个性就是爱憎分明、嫉恶如仇。“道不同不相为谋”可以说贯穿了他的一生。这里我举一个例子,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教书期间,时为中国银行总长的马寅初到厦大去,厦大对这位银行总长非常重视,又因为他曾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所以,几位曾在北大教过书的现任厦大教授的人就商定,马寅初来时,我们这些教授都到大门口列队迎接。 
  因为鲁迅也是来自北大的同仁之一,当然要通知鲁迅,但鲁迅断然拒绝。马寅初来的那天,曾在北大教过书的教授都前去列队欢迎,唯独鲁迅没有参加。 
  马寅初是浙江嵊县人,当时在厦大的浙江籍学生又提出和马寅初合影,因鲁迅也是浙江人,因此,又拉着鲁迅前去,又被鲁迅断然拒绝。第二天,厦大设宴款待马寅初,校方通知鲁迅前去作陪,鲁迅同样予以拒绝。 
  鲁迅对马寅初缘何如此的冷漠?后来有人披露说:皆因为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学潮期间,马寅初站到了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一边。这极大地伤害了鲁迅的心。 
  关于北京女师大闹学潮事件,这里我交待几句:1926年3月18日,北京青年学生为反对段祺瑞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到段政府所在地游行抗议,遭到段政府血腥镇压,四十余名青年学生被枪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3·18”惨案。这四十名学生中就包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鲁迅的学生)和杨德群。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鲁迅,鲁迅先生先后写了包括《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多篇文章予以揭露、控诉和批判。而作为女师大校长的杨荫榆女士却是另外一种态度,她非但不同情学生的爱国行为,反而把包括刘和珍在内的六名学生领袖除名。 
  如果单纯看马寅初到厦门大学时鲁迅的冷漠态度,确乎让人感到鲁迅有点不近人情。但一旦把背景和原因讲清楚,人们就会感到鲁迅的态度无可厚非,又会感到鲁迅这样的人难能可贵,因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可能没有一种爱憎分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