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玄宗缘何对安禄山深信不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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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水寒 |
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前，一直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朝廷上下都知道安禄山要反，唯独唐玄宗不知道。唐玄宗不相信安禄山会反，他对有关安禄山要反的话一听就怒。以致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安禄山要反的事。一直到“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他皇帝老子才如梦方醒。
唐玄宗缘何对安禄山深信不疑呢？综合史料分析，既有他晚年居功自傲，听不进逆耳之言的原因，又有他受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假象蒙蔽的原因，更和他的亲近朝臣去胡地窥视禄山动静时受禄山贿赂后回京“盛赞禄山之美”有关。
有关唐玄宗晚年居功自傲、懒政怠政的问题，以及安禄山在处理和唐王朝中央政权的关系上搞两面派、奸诈狡猾的问题，已有文章专门论述，本文试图就唐玄宗派亲近朝臣去胡地后受安禄山之贿“盛赞禄山之美”的问题谈点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唐玄宗知晓安禄山此人，是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率军讨伐契丹的一次战役。张守珪命时为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的安禄山为前锋，可禄山恃勇轻进，为敌所败，损失惨重。张守珪奏请斩之，禄山临刑前大呼：“大丈夫不灭契丹，为何杀壮士？”张守珪亦惜其勇，于是就把他送到了京师长安去处理。时为宰相的张九龄批示曰：“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要把他斩首。可唐玄宗考虑到禄山“骁勇有才”，没有同意，最后竟诏命把他放了。
如果说，开元二十四年的讨伐契丹之战，玄宗还只是对安禄山此人粗有认识，还谈不到信任的话，那么，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他派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去平卢（今辽宁辽阳市）搞调查研究，则使他对安禄山有了进一步的信任。史载，张利贞至平卢后，禄山自始至终陪伴在侧，毕恭毕敬。史籍所谓“禄山曲事利贞”就是说的这种情况。特别是张利贞一行回京时，禄山“至左右皆有赂”，也就是每个人都送了大批贵重的东西。致“利贞入奏，盛赞禄山之美”。唐玄宗听到亲信大臣如此称赞禄山，仅隔了一个月，即“以禄山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升了禄山的官。
禄山的反叛实事求是地讲，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的，它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特别是唐天宝年间安禄山“专制三道”（幽州、平卢、河东）之后，有了大唐近三分之一的国土，也有了大唐近三分之一的军队，也就是有了与中央相抗衡的实力后野心开始极度膨胀。在专制平卢（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市）、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河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三道的近十年间，他秘密大量制造兵器，扩充武装“曳落河”（胡人壮士敢死队）。他甚至赶制了朝服，以备以后有朝一日登基当皇帝时用。安禄山的倒行逆施不可能没有消息传到朝廷，包括宰相杨国忠、武部尚书韦见素在内的一批朝臣多次把安禄山反状向玄宗反映，要他采取防范措施。可唐玄宗以“朕素待禄山厚”为名予以一概拒绝。
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二月，安禄山派他的副将何千年上表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也就是说，请中央政府批准把平卢、幽州、河东三镇军队的汉人将领三十二人都换成胡人。宰相杨国忠、武部尚书韦见素接安禄山之表请后马上进谏玄宗，曰：“安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事至如此，唐玄宗对禄山的“反状”仍半信半疑，对宰相杨国忠等人的话仍不置可否。不过，这件事促使他多了个心眼：为了弄清真相，派了一位叫辅璆琳的亲近中使（宦官）“以珍果赐禄山，潜察其变”。唐玄宗派的这个亲近宦官倘若真正贯彻唐玄宗的意图，把情况摸准，把安禄山的反状如实报告给玄宗，那么玄宗也许会另有一种态度，会提前制定应对方案，比如采取有的朝臣的意见，把安禄山调到朝廷为官，剥夺他的军权，再从朝廷中选人分别充“平卢、幽州、河东”三镇节度使。这样的话，唐代的“安史之乱”能不能发生就得另说着，唐代的那段历史就有可能重写。可这位叫辅璆琳的中使太可恶了，他去后竟又受了安禄山贿赂，回京后又“盛言禄山之竭忠奉国，无存二心”。如此亲近的宦官亲自调查后这样讲，玄宗刚有的一点疑心又一扫而光，他随即对宰相杨国忠等人说：“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卿等勿忧也！”
玄宗真正怀疑安禄山要反，是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的六月。这年的六月，“上以其子成婚，手诏禄山观礼，禄山辞疾不至”。秋七月，禄山又上表献马三千匹，每匹马配二人，而且用蕃将二十二人统领。河南尹达奚珣知晓此请后，怀疑其中有诈（比如突袭京师），于是奏请玄宗不要批准此请。玄宗看后，“上稍悟，始有疑禄山之意”。不久，中使辅璆琳受禄山贿赂事被人揭发，玄宗气愤至极，“扑杀之”。但玄宗觉悟得太晚了。三个月后，即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总共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今北京）”。
唐代的“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使盛唐跌到了谷底。“安史之乱”的爆发，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也是多方面的。但就“唐玄宗派的了解禄山‘反状’的人收受禄山贿赂，从而‘报喜不报忧’致唐玄宗误判”这一点来讲，我以为，教训就极为深刻。
一、吏治不清，国将不国。唐玄宗信任安禄山，如上所述，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唐玄宗受了蒙蔽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则是他派出了解安禄山情况的亲近官吏受贿，又因受贿而“报喜不报忧”，从而造成了玄宗对安禄山此人的误判。从而丧失了对“安史之乱”的防范。这说明，政治的核心问题从来是用人问题，而用人问题的核心问题从来又是从严治吏的问题。治官不严，官员和利益结盟。贪赃枉法，轻则损害政府的威信，重则会导致亡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天下太平，官吏思逸，逸而生贪，贪而枉法，若蔚为风气，国将不国。”这是“安史之乱”给后人的一个深刻启示。
二、当权者不能有“宠宦”“宠臣”。“宠宦”“宠臣”这一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会使社会滋长特权，产生社会不公，影响公权力的威信，败坏政府信誉。另一方面，“宠宦”“宠臣”因为和当权者特殊的关系，又往往目无法纪，胆大妄为。辅璆琳作为唐玄宗亲近的宦官受玄宗之托去调查安禄山反状，可谓系国家安危于一身，本应该不辱使命。可他去后竟敢受安禄山的贿赂，回来后“报喜不报忧”，致唐玄宗产生误判。这说明“私溺”从来是治国理政的大忌，有百害而无一利。最后吞下苦果的仍然是当权者。因此，当权者和下属一定要建立一种正常的有原则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三、君明则臣直，君暗则臣谀。唐玄宗执政前期，励精图治，所以才出现姚崇、宋璟等一批贤相，朝政才出现清新的政风；唐玄宗晚年沉湎酒色，所以李林甫等才有机可乘，朝政风气才每况愈下。“安史之乱”前，数位朝臣受禄山贿赂，替禄山开脱，从根本上来说，是玄宗晚年的腐败造成的。因此，当权者“慎终如始”，国家才会有希望、有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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