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清皇宫中的“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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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水寒 |
一个王朝，一旦到了“厦将倾”或“灯将尽”的地步，就什么样的龌龊事都出来了。
晚期的清王朝，列强环伺，本已风雨飘摇，但统治集团不思振作，腐败丛生，上下离心，于是乎，又生出了“三股风”：一曰“赌”风；二曰“嫖”风；三曰“偷”风。以上几种因素叠加，终于使清王朝走到了尽头。
关于晚清王朝的似成风气的“赌”和“嫖”，早已有文章论及，不再赘述。我这里单谈谈清王朝皇宫中的“偷”。
晚清皇宫之“偷”，偷什么？当然是偷国宝，偷文物。明清之际，宫中太监偷窃宫中文物之事本就不新鲜，可到了清末，这股“偷”风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里我且举几例略加说明。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破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缴获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三方印章。这三方印章，一方是金印，一方是玉印，一方是木印。1864年8月14日，曾国藩让弟弟曾国荃把缴获的洪秀全的这三方印章装到一个木制的盒子里，外用牛皮裹包，派一名叫王廷贵的将军由南京送往北京。经由慈禧太后和同治帝过目后，放到军机处保存。
清朝的军机处自雍正王朝创建以来，可以说一直是清王朝的最高中枢机关。军机处虽只是一个秘书机构，且一开始还不是一个正式机构，但由于是皇帝亲管，并以皇帝的旨意为旨意，所以权倾朝野，中外侧目。
军机处坐落在紫禁城内的隆宗门内，南北两侧，分别有一排平房。里面设有满人章京值班室和汉人章京值班室。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七日（1865年10月6日）的早晨，满人章京萨隆阿趁无人上班之际，鬼鬼祟祟来到军机处的汉人章京值班室，打开装有洪秀全三方印章的盒子，将洪秀全的那方金印装到早已准备好的布口袋里，悄悄带回了位于东单牌楼临近观音寺胡同的家中。
说起这位萨隆阿，可真让人恨，他盗得了珍宝后，倘留家传及子孙，或找机会将其出手，还能给世间保存下这一宝物，可这家伙竟想出一个“损招”，将这一稀世宝物化了，即熔化成了金条，使后人再也不能一睹洪天王这方印宝的风采。萨隆阿也许认为，把金印给化了，就再也无人会发现了，岂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把宝印化成金条，却使他更快地露出了尾巴。
萨隆阿盗得洪秀全金印的一周后，他发现没有什么动静，就把金印带到北京东四牌楼附近的“万盛首饰铺”，找到过去熟悉的金店伙计王太和王全二人，谎言此金印是他在地方做官的叔叔带回北京的。请他们把金印化成10根金条，每根重11两。王太和王全早就知道这萨隆阿是道光朝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之子，是个有背景的人，听到后没加任何怀疑，就答应了下来。萨隆阿付了他们40吊钱的手工费，就迅速离开了万盛首饰铺。
不久，萨隆阿把每根11两重的10根金条取回了家。后用其中的两根到“恒和钱庄”兑换成了银两，其余8根埋到了家中睡觉的火炕炕洞里。
正在萨隆阿为此事得意之时，洪秀全金印被盗之事案发。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听到汇报后，指示大清内务府的刑司人员必须限期侦破此案。
内务府的刑司人员分拨到北京城的各个角落四处查访，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就发现了案子的蛛丝马迹。刑司头目保祥和德荫二人经过查访，在“恒和钱庄”发现了不久前才收购的两根刚熔化的金条。线索汇报给奕䜣后，奕䜣马上派人随二人赶到恒和钱庄，取出那两根金条一看，果然是熔化不久的。再仔细看金条的侧面，有“万盛”的字样，两根金条一根铸有“玖”字，一根铸有“拾”字。这些字样和数字说明：金条的熔化地点是一个叫“万盛”的店铺无疑；两个数字则说的是金条的编号和熔化的金条至少有10根。刑司人员拿来称一称，每根有11两，10根正好是110两，这个重量和被盗的金印的重量完全一致。
刑司人员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万盛首饰铺”，对店伙计进行了挨个盘问，起初，王太和王全还不肯说，但刑讯后，二人供出来军机处章京萨隆阿。萨隆阿一开始还想抵赖，但在“恒和钱庄”和“万盛首饰铺”的伙计们的当堂对质下，只得低头认罪。接着内务府刑司又赶到萨隆阿的家中，从他炕中取出了其余的8根金条。
案子最后报到慈禧太后那里，慈禧大怒，说身为军机处章京，知法犯法，罪孽深重，下令将萨隆阿处死。
萨隆阿机关算尽，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这个结果恐怕是他先前未曾料想到的。
慈禧处死了盗宝的萨隆阿，并没刹住皇宫中的“偷”风。随着清王朝风雨飘摇的加剧，“偷”风则愈演愈烈。不但朝臣偷，皇帝的贵妃也偷。同治帝死后，他的瑜妃（敬懿皇贵妃）利用机会先是把偷窃的三希堂中的《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自己居住的寿宁宫，然后又把它带回娘家，后来又把两件宝物卖给了古董商郭葆昌。
据溥仪回忆，他大婚时，行大礼刚过，他的皇后婉容凤冠上镶嵌的珍珠宝石、玉翠全都被神不知鬼不觉的偷换成了赝品。
晚清皇宫中的太监偷东西的事早已尽人皆知。1923年夏，紫禁城内的建福宫发生了一场大火。大火不仅使数百年的宏伟建筑付之一炬，而且把宫内所藏的大量珍宝也全部烧毁。这次大火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当时就有一种说法：溥仪退位后，闲得无聊，读书又不认真读，于是就根据文物登记资料让各宫太监取古物来玩，并且把取来的文物让照相馆挨个照相。建福宫中的那些监守自盗的太监眼看自己的偷窃就要露陷，于是就放火烧殿用以消踪灭迹。但是这种说法当时没得到证实。后来，一位灭火的消防队员提供了线索，他说，救火时他和他的队友闻到了强烈的煤油的气味，由此推断，建福宫的失火，很可能是人为放火所致。这位消防队员提供的线索基本可以证明，建福宫大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很可能就是太监偷窃怕露陷，故意放火所致。后来，溥仪把紫禁城内的七八百名太监全部赶出宫外，就是因为建福宫大火这一原因。
晚清皇宫不但丢文物，丢国宝，连马也丢。清宫的“上驷院”是负责养马、管马的机构，里面经常养着几百匹马。这些马都是蒙古王公和活佛向皇帝进贡的良马。然而，到了光绪朝，由于贪腐偷窃成风，马也成了被贪被偷的对象。以致发展到上驷院管马的“马官”偷马。这些“马官”们在每次进贡的良骥未牵到清宫之前，就把上等的好马牵出去卖了，然后再用低价到市场买来劣马顶替。这样一来，上驷院的马全都成了劣马。后来，溥仪学骑马，到上驷院选马，几百匹马全是瘦马、劣马，连一匹能骑的马都没选中。
那时的皇宫，不但太监偷，宫人偷，皇妃偷，连皇帝本人也偷。不过，皇帝“偷”不叫“偷”，美其名曰“赏赐”。名声虽好听，其实都是一个“偷”。
据史料记载，从1922年9月至1923年1月，溥仪在紫禁城闲着没事干（此时的溥仪虽已退位，但根据民国优待皇室的规定，溥仪仍住在紫禁城之中并享有皇帝尊号），几乎每天都在调阅书画，一饱眼福后就钤印“宣统御览之宝”，然后塞到两个黄包袱中，通过“伴读”——弟弟溥杰的手偷运到宫外，这就是当时所谓的“赏溥杰”。
一开始，是几天“赏赐”一次，每次10卷或10册。后来几乎每天要“赏赐”，赏赐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溥杰每天带走的书画卷册，都是从画了五个圈的物件中挑选的，都是称之为国宝级的文物。因为1921年，清宫对故宫的文物进行过一次清查，并按照收藏价值每件都做了标记，最有价值的上面画五个圈，最差的画一个圈。如此的赏赐大概持续了约5个月的时间。
溥仪通过“赏溥杰”究竟偷走了多少文物？有人统计过，说至少也有1300余件。这些文物珍品中既有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有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批国宝。文物被溥杰偷出宫后，先是被囤积在位于什刹海银锭桥附近的溥仪父亲载沣所住的醇王府中，后被慢慢运到天津，再后来又被溥仪运到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
后来，伴随伪满洲国的垮台，这批国宝级文物也遭到了厄运。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不久，日本扶持下的伪满洲国也随之树倒猢狲散，仓皇之际，溥仪从满洲国皇宫的小白楼中挑选了百余卷册书画和一批珍宝逃亡沈阳，在机场被苏联红军截获。这批被截获的文物就有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溥仪逃走后，收藏在伪长春皇宫中小白楼中的溥仪从北京偷出来的珍贵文物又遭到了下属官兵的哄抢，很多珍品这时不是流失就是被撕毁，非常可惜。后来《清明上河图》这一稀世珍宝，历经辗转于上世纪50年代被文物鉴定家杨仁恺先生无意之中发现，后经多方鉴定确认为是真迹后，再次回到故宫之中。《韩熙载夜宴图》历经劫难，亦流落到北京，1945年秋，被张大千先生发现并以500两黄金购得此画。后大千移居南美时，连同《武夷山放棹图》和《蒲湘图》三幅无价之宝，仅以2万美元价格卖给了祖国大陆的有关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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