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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畸高危害极大
◎ 爱 民

近年来,过高的房价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一大隐患。高房价的危害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危害深远,不容忽视。
  高房价导致财富向富人集中,扩大贫富差距
  中央一再提出要缩小贫富差距,“调高、提低、扩中”的思路和政策早已明确,即“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而高房价的结果,不是财富向穷人倾斜,而是利益向富人集中。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而言,高房价让他们承受了太高的生活成本和极大的生活压力,收入所得除了每月还房贷之后,所剩无几;而老百姓用于买房的钱除了一部分成为政府的税收之外,其余大多流向了开发商、建筑公司、建筑材料供应商的腰包。高房价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公,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与中央的政策思路相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
  高房价异化了住房属性,住房成了投资工具
  高房价使房子的经济属性大于社会属性,助长了一些人的投机心理,也埋下了社会隐患。
“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诗圣杜甫曾经在乱世发出这样的感叹。从古到今,“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就是人们对太平盛世的渴望,今天,这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住房事关千家万户的幸福,房子的社会属性是第一位的,要大于经济属性。然而这些年来,过快增长的房价让很多人嗅到了资本的气息,对于很多人来说,买房子不是用来住的,而是用来“炒”的,用来期待涨价增值的,房子的经济属性超越了社会属性。一些投资者一出手就买下一幢楼甚至几幢楼,让人叹为观止;一些地方组织“购房团”横扫大江南北,所到之处,“涨”声一片;一些工薪阶层手头稍有余钱,也不惜大笔借贷,甚至借民间高利贷,争先恐后地加入炒房的行列。在经历了“全民炒股”时代之后,中国社会又进入了“全民炒房”时代。投机心理主导下的投资行为,必然伴随着大起大落的巨大风险,肥皂泡越吹越大,一旦楼市崩盘,我们需要承受的不仅仅是经济下滑之痛,还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高房价导致“中国制造”丧失价格竞争力
  高房价不仅提高了生产经营的商务成本,也导致了“中国制造”正在不断丧失价格竞争力。这或许正是中国出口陷入阴霾的重要内在推力。
  中国出口总值2012年7月环比下降了1.8%,同比增长了1.0%;而2012年1至7月累计出口增长了7.8%,与10%的增长目标还有一段距离。纵观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轨迹,除2009年金融危机时出现负增长外,其他年度增长率均在20%以上。比较2012年和往年的中国出口贸易增长数据,严冬逼近的寒意十足。
  中国当前的出口困境是否只是“欧债危机”时期的短暂“冬眠”,一旦世界经济好转,就会重回往昔岁月?事实不容乐观。中国的对外贸易形势实际上已在悄然发生变化,高速出口增长岁月可能一去不复返。阿迪达斯生产基地的转移、加工贸易型外资的撤退,以及广东和江浙大量代工企业的困境绝非仅仅是危机时的暂时现象,中国经营商务成本和劳工成本的上升才是根本原因。在商务成本和劳工成本大幅上涨的因素中,高房价扮演了重要角色。高房价是中国出口陷入低迷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房价的不断提高会增加以货币表示的产值,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当实体经济不能消耗这些货币供应时,就很容易引起通胀和物价上涨,结果会进一步提高劳工成本和商务成本。在人民币汇率较为稳定的情形下,通胀的结果等同于货币升值,从而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从国内分地区的出口贸易形势看,东南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增速缓慢,但中西部地区的出口增长迅速。观察那些出口增长快速的省份,房价普遍较低,如重庆、河南和广西等。这说明,高房价确实是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
房价上涨严重侵蚀居民购买力
  高房价制约着居民的消费,不利于扩大内需,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大障碍。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一直是“短板”。尤其是在当前外需减弱的情况下,更迫切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弥补外需对经济的拖累,而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刺激消费增长。可“高房价”使大多数购房者成为“房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只能省吃俭用,压缩消费,从而造成严重的内需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房价的挤出效应,影响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消费行为,已经成为制约消费启动的一大阻力。
  “现在一些人用于还房贷的支出占到了收入的30%~50%,甚至更高,购房压力让许多年轻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形成所谓的‘房奴’。”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郭松海说:“这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消费支出,从而对消费形成抑制。”
  高房价阻碍城市化进程
  人多地少,耕地资源十分有限,农业规模化经营水平低,农业富余劳动力数量庞大,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总体脆弱,是中国的现实国情。不论是建立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还是扩大国内需求,提升产业结构、减轻环境压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都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
  但是在高房价等因素的作用下,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步伐被延缓,城市化的内涵被扭曲,城市化应该带来的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也大打折扣。由于高房价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上的身份歧视,我们把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挡在了城市之外,他们不能真正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他们劳动力的使用在城市,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农村,财富的创造在城市,养老的希望和依靠在农村,生产活动在城市,消费活动在农村,身体在城市、精神在农村,他们身处城市却不能也不敢放弃在农村占有的各种资源,哪怕让它闲置。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很多,但是高房价难辞其咎。
  高房价消灭中产,影响社会稳定
  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应该是橄榄型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两头小,中间大”,也就是中间阶层的数量和规模比较大,精英和底层的数量相对较少,这样的社会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如果变成底层人数众多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
  近年来,中国大城市的中产们有了深重的危机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被”分化中走向消失。
  从物质上,“一座房子消灭一个中产”在2009年高涨的房价中出现了变成现实的可能。在北京,有机构统计表明,仅2009年11月份的拟开盘项目均价,环比涨幅就达到了16.7%。高额的房贷不仅影响了中产们的幸福指数,还进一步抑制了消费。更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物质上的紧缚,原本属于中产阶层的理性、稳定、闲适和精神上的富足,也变成了紧张、惶恐、惴惴不安。社会的稳压器,瞬间变成了加压阀。
  2009年12月初的一天,34岁的林浩杰终于绷不住,在刚拿到钥匙的新房中放声大哭。
  林浩杰并不是个脆弱的男人。1998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学专业毕业之后,林浩杰已经在北京一家知名外资企业打拼十年。林浩杰现在的身份是北京中关村一家科技软件公司的高级销售经理,月收入在1.2万元左右。在买房之前,林浩杰几乎是北京这个国际化大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典型白领,或曰标准“中产”,他的人生,也可以用“小资”一词来概括和代表。
但是,一套房子改变了林浩杰的人生。
  自从2008年底银行批准贷款以后,每月近万元的月供,开始让林浩杰透不过气来。同居多年准备结婚的女友雨菲,最近也因为厌烦了与林浩杰的争吵而搬离。更糟糕的是,为林浩杰买房拿出了20万积蓄的父亲,最近因肝硬化在北京住院。每日往返于医院与单位之间,林浩杰主管的部门销售业绩开始下降。上司找到林浩杰,要求在年底之前必须完成销售任务。
像林浩杰这样承受巨大压力的买房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数量巨大。
  高房价引发经济危机
  美国康奈尔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说,在金融危机后,多位美国学者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发生过的18次经济危机,其中5次规模和破坏力较大的是西班牙、芬兰、挪威、日本和美国经济危机等。他们发现,这些危机发生前都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不断上涨的房价。18次金融危机发生前,房价年平均涨幅达15%,最严重的5次危机发生前,房价一年上涨了25%。所以当一国房价过度上涨时,政府就要当心了,因为那可能是一次经济危机的信号。
高房价助长贪污腐败
  与房地产有关的部门一直是腐败案件的高发区。如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康某拥有财产3000余万元,曾抛售20多套住房,获利568万元,还从房屋出租中获利130多万元,案发时尚有14套住房在手,被称为“炒房区长”。上海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副局长殷某受贿数额3671多万元,其中多数以房地产商赠送房屋的形式出现。在全国,这样的“炒房区长”、“炒房局长”以及“炒房市长”、“炒房书记”何其多也。这样的现实值得人们深思。
  综上所述,房价持续上涨,祸害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要毫不动摇地继续推进房地产市场各项调控工作,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决不能让房价反弹,造成功亏一篑。”


责编:陆京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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