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一个形象的表述，并不是说要把权力禁闭起来，更不是关死，而是要把权力运行制度化，纳入到制度的轨道上来，在民主、科学的制度下运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上讲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至关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中的权力观，其基本内涵应是“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控”。
一、权为民所授
对权力的来源和性质的正确认识与判断，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前提。当今世界民主国家的宪法都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然而，在现代任何一个现实的国家中，要使全体人民都来行使国家的一切权力，是很难实现的。从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上看，现在各国的民主制基本上是代议制，西方普遍实行的是议会制，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代议制民主是一种典型的间接民主。在这种间接民主制下面，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选民，是将自己的决定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委托给了自己选出的代表。这就形成了一些人执掌权力，而大多数人不执掌权力的事实。但是，由于这是一种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所以，权力的本源依然为人民所有。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所指出的那样：“那完全是一种委托，是一种任用。”当年，有个美国记者曾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回答：“人民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地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8页)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曾深刻指出，由于公社采取了一系列无产阶级政权的正确措施，所以就能够有效地使公社的成员始终成为社会的“公仆”而不是社会的“主人”。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用“公仆”的概念来说明执掌权力者与权力委托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鞭辟入里的。什么是公仆？公仆就是保姆，干不好，走人。那种认为，权力是执政党的，执政党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就应有特权，就可以用特权为集团利益服务，甚至为个人利益服务的观念是非常有害的。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搞清楚自己的权力到底是如何才“到手”的。有的领导干部自恃有了一官半职，就忘乎所以地把自己放到了“主人”的位置上，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获得权力，是因为自己的造化或者说是自己的优越素质所带来的结果，而全然不知道这权力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政治学里常用“合法性”一词，来表述广大民众对一个党执政的认同问题。其实，所谓“合法性”,就是公众对执政党的支持和拥护。执政的合法性,不仅体现为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而且体现为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道义上的合法性。同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拥护和支持，也是与时俱进的。过去拥护、支持，不等于现在拥护支持；现在拥护、支持，不等于将来拥护支持；总体拥护、支持，不等于所有方面都拥护支持。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着一个对党执政的合法性的补充与转换的问题，存在着一个对党的执政能力的再认可的问题。对此，胡锦涛同志曾指出过，“我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但昨天的辉煌不是今天的‘护身符’，打了天下并不意味着理所当然地永久坐天下，我们权力真正合法的基础仍然来自于人民的支持。”
二、权为民所用
权为民所用，是共产党人权力观的本质。谁授权，就要对谁负责，就要为谁服务，这是政治学的一条普遍原理，也是权力运行的一条基本法则。“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经过长期的奋斗，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党的这种执政地位，是通过革命斗争获得的，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归根到底，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得到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的权力来自人民，所以党就必须受制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党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核心，是受人民的委托，按人民的意愿执好政、掌好权，当好“代表”。在这里，必须十分明确，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公仆与主人、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而不是其他任何关系。这种“代表资格”，不是上天的赐予，而是应尽的责任；尽不到这种责任，人民就有权把权力收回。只有想到这里，我们才时时有一种责任感、危机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生怕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所做的一切，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和最终追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首先必须解决好为了人民、代表人民、造福人民这个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大兴求真务实的执政作风，高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大旗，鲜明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把人民群众的愿望、需要、利益以及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中心地位，深切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状况和人的价值，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国家建设发展的最高目标，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最核心的权力观，它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诠释得更加清晰、更加真实、更加务实，更具时代价值。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才始终是先进的执政党、充满活力的执政党；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府，才始终是人民的政府、受人民拥护的政府；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和政府，才不会变质、不会被人民所打倒和抛弃。“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执政，是我们党的全部追求，是我们党永恒的精神家园。
三、权为民所控
权为民所控，是践行正确权力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关键。权力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具有整合性和强制性。权力是以专政机器和行政力量为后盾、为基石的，离开了这些，权力将失去威严，丧失威慑力，也就无法将分散的人群和社会组合起来。另一方面，权力又具有利益性和诱惑性。因为权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在特定的时期内，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这一资源，而多数人不可能得到。这样，少数人便可以享受到多数人所得不到的名誉、地位和特权。这种名誉、地位和特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便可以产生某种机遇——权钱交易。这种机遇，对任何人来说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当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在滥用权力时，如果感受不到强有力的社会监督的存在，他手中的权力失去了约束，自我膨胀，必然导致权力腐败、政治腐败。这是我们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一个铁的规律,无论什么社会，无论什么政党，概莫能外。所以，树立和实践正确的权力观，关键在于，要确保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在权力运行的整个过程中，要受到全社会的监督，防止他滥用权力和个人专断。“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监督的逻辑起点在于，任何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从坏处着眼，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的“无赖原则”所阐释的那样，我们在设计政治制度时，必须把一切官吏假定成“无赖”。休谟虽然和我们一样都知道，官吏不可能都是“无赖”，但是，必须假定他们一进入政治生活领域，就有可能成为“无赖”。把一切官吏假定成“无赖”，这没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设计出一种制度，来保证让“无赖”去为公众利益服务，并且服务好。这种连“无赖”都能去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制度，肯定是一种人类理想的政治制度。这种人类社会理想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就是监督机制。所以说，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不能从“好人主义”出发，而要从“无赖原则”出发。由此而来，监督便成为民主政治之必然。这就象机场的安检制度安排一样，虽然机场方面知道，并不是所有乘客都藏有武器、都是劫机犯，但是，必须把全体乘客都假定成劫机犯，全体乘客都必须毫无例外地通过安全检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飞行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监督，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保护伞，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底线和生命线。
我们传统政治体制设计理念的出发点，是首先假定，官员们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大公无私的好人，并把职务和觉悟划等号，以为职务越高越正确，官越大越高尚，直至神明。所以，我们的监督机制从本质上讲，是自上而下的，上级监督下级，干部监督群众。群众啥权力都没有，各级都来监督；而那些权力大的，相反却少有监督，特别是地方、部门的一把手，长期处在监督的真空和断层。因此，必须变革我们传统政治体制的设计起点，改变对“官员无私”的假定，实行高激励、严约束。如果我们把干部都当好人，要监督机制还有何用？改变了对官员的假定，接下来监督机制就得跟着变。要变上级监督下级，为下级监督上级；变领导监督群众，为群众监督领导；变少数人监督多数人，为多数人监督少数人。这样一来，老百姓有了监督权，说话有人听了，才能使我们的干部真正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才是民主政治制度的真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真谛。
(作者系中共临沂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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