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教我当“代表” - 《公民与法治》 2013年第11期 (总第1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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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教我当“代表”

◎ 张杰华

六年前，我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职位上转任到乡镇当乡长，同时当选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六年来，我先后在两个乡镇工作，由于直接和农民打交道，经常被村民“围攻”，在化解一次次“围攻”后，我对“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考。
　　代表谁的利益
　　2007年，穿行我乡的国道111线实施改造升级工程，拆迁、占地等工作涉及4个村的村民。我到乡里报到之前，县拆迁部门一负责同志找到我说：“这个项目是国家重点工程，必须保证施工环境，对阻挠施工的老百姓不能客气！”我报到后不久，一家施工企业的负责人就到乡里请部分乡干部吃饭，说是给我“接风”。席间，该负责人大谈施工环境不好，让我表态，我借着酒劲保证：“没问题！”
　　可问题还是发生了。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我乡一个村的老百姓正在“劫道”。我迅速赶到现场。道路已经被村民垒起的石头墙截断，二十多个村民站在那里情绪激动：“今天不解决我们的事谁也甭想走！”道路两边的车辆已经排起了长龙，车越堵越多，人越聚越多，事态变得有些不可控制。我立即找来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了解情况。原来施工方没有修便道，过往车辆把村民自己修的小道当成了便道。这条小道是当地村民挑水、饮牲畜的必经之路，当地村民和牲畜全部饮用路边的井水。可随着过往车辆的增多，小山村打破了昔日的平静，整天尘土飞扬，便道排水涵管被轧碎，干净的井水被大车司机用污浊的油桶搅得无法饮用，还有一个大车司机嫌老农赶牛慢竟把牛撞死后扬长而去。
　　了解情况后，我让村干部找来几个“劫道”的村民，商量他们先把车辆放行，问题由我们来处理。可部分村民就是不答应。我把几个村民代表叫到一边，不厌其烦地讲解决问题需要时间，乡里会负责到底等，最后他们提出三天内必须解决，否则还“劫道”。我与乡里其他同志商量后，决定同意村民的意见。车辆放行后，我们乡村干部与事发后到场的县工程指挥部负责人和村民一起连夜讨论了解决方案。后来为村民安装了自来水，修复了排水涵管，协调施工方修通了便道，小山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思考：人大代表应该代表谁的利益？一些企业往往以“国家重点工程”为由，给基层政府“施压”，无视群众利益。而作为人大代表的基层政府负责人时常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企业的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这给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作为人大代表，勿忘“我当代表为人民”，在职能部门和企业做出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和行动时，应主动介入，积极协调，力促各方达成协议，确保社会稳定和谐。
如何履职尽责
　　每年的人代会上，我们都要承诺为村民办几件实事。
　　2009年春播之前，为了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乡里专门聘请了农口部门的技术人员讲课。下通知时要求每村不少于10人来听课，可有的村就来了三五个人。一些乡村干部发牢骚：“现在的老百姓太难管了，他根本不听你的，让他白听课都不来，有的还说要给钱就去……”事后我了解到，一些村干部动员方式过于简单，把“科技培训”笼统地说成“开会”，又没有做深入的工作，只是口头通知一下，导致很多村民产生逆反心理。
　　2010年，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发展旅游经济，乡里决定在旅游沿线的四个村打造“观光农业示范带”，要求这四个村靠公路边的地全部种植向日葵等观赏性作物，每亩地乡里补助100元钱。这样一算账，种向日葵比种玉米每亩地至少增收200元钱，村民肯定乐意！我们乡干部都信心十足。春播季节，乡里安排包村干部到各村落实种植任务，可有部分村民就是不种向日葵。一天上午，我决定到田间地头去做村民工作。听说乡长来了，很多村民放下手中的活计，呼啦一下围拢过来，村民七嘴八舌，纷纷向我“发难”。一个70多岁的老汉挤到我面前激动地说：“小伙子，我们手里这个土地本还算不算数，算数为啥地里种啥我们说了不算？！”原来，老汉家里养了几头牛，玉米秸杆一直做牛饲料，如果种向日葵就得再买饲料，不但不划算还费工费力。其他户也是类似情况。回到乡里，我把村民反映的问题汇总后提交班子会讨论，决定对不愿种植向日葵的户不再要求统一种植。
　　思考：“管控思维”已过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成为自主生产经营的主体，对乡镇和村级组织的依赖程度明显减弱。广大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增强、利益诉求增多，传统的“管控”方式已不再适应。乡镇干部必须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不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