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送红薯到递诉状 - 《公民与法治》 2014年第7期 (总第1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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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权力实质上是公民个人权利的让渡，理应用来为人民服务。然而，时下一些公职人员却在其位不谋其政，不作为或乱作为。这样某地就发生了“送红薯”的事，意喻“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颇具讽刺意味。

从送红薯到递诉状

◎ 沈栖

　　广西籍工人雷玉芳在广东佛山打工期间受了腰伤，向所在辖区的禅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却屡屡遭到推辞。面对这一行政部门的不作为，雷玉芳愤而买来红薯“赠送”之；该局仍无下文，她便一纸诉状将其推上被告席。这一官司的结局如何，暂且不论，就雷玉芳的举止而言，也是值得称道的。
　　人们习惯于将政府部门的权力称之为“公权力”。按现代行政学论之，这种公权力是由公民让渡一部分权利形成的，由此，政府部门必须站在公民的立场上，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出发，尽最大的努力有所作为，而且这种作为必须是依法从事。任何不作为、乱作为都是一种渎职，即便是少作为、慢作为也是有悖现代行政理念的。近年来，媒体报道常有公民对某些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乱作为，甚或少作为、慢作为提出批评，还出现一些利益相关者向某些政府部门送上写有“为人民币服务”、“徇私枉法”字眼的锦旗，以讥讽之。这回雷玉芳同样是对禅城区人保局的不作为讥讽，形式则是送红薯。也许她是受到那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俚语的启发，告之那些不作为的官员：你既然高高在上，面对公民的合法诉求无动于衷，那么，你已失去了“人民公仆”的资格，还是“回家卖红薯”吧！雷玉芳送红薯的举动是别致了些，但显得些许幽默，尤其是内心的愤懑之情跃然纸上。
　　我更为赞赏雷玉芳在送了红薯之后仍无下文的情形下，毅然向当地法院递交了诉状，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公民社会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愿景。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哪位“救世主”所恩赐的，其形成除了须有一定的政治氛围，诸如利益博弈的平台、畅通的信息渠道、法律救济的保障、实现诉求的程序等，还有一个重要元素便是每个人要如雷玉芳那样，把自己当做一个公民，具备公民的精神，追求公民的权利，尤其是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公权力的侵犯时，百折不挠，不屈权势，力主权利。有学者断言：公民的权利素养比科学素养更要紧。我颇为激赏这一论断。当然，它并无任何贬低科学素养的意味，其立意的基点是：对普通公民而言，电子与原子孰大孰小距离现实生活似很遥远，倘不知晓何为原子、何为维生素，并不危及自己的命运，但从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来说，权利素养却是必要的。在直面诸多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时，公民首先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以及如何通过正规的诉求渠道来切实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雷玉芳的举止之所以值得表彰，就因为她有意识地做到了这一点。
　　雷玉芳状告禅城区人保局，形成了一场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我国自《行政诉讼法》颁布后，各地的行政诉讼案逐年上升。如何看待这一态势？我认为：它一方面昭示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敢于对政府部门的某些做法说“不”，另一方面则提示政府部门必须依法行政，以法律为基点来积极作为。当然，行政诉讼案也不是所有的咎责都在政府部门一边，但像禅城区人保局这样的不作为引发的行政诉讼肯定不在少数。由此自然引发一个思考：倘若政府部门能改变做官当老爷的作风，摒弃官僚主义的陋习，牢记“权为民所赋”，树立“以人为本”、“为民执政”的理念，那么，百姓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满意了，还会发生“送红薯”之类的咄咄怪事么？还有必要出现类似不作为而引发的行政诉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