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的农民工的高度关注。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一纲领性政策的出台，预示着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开始破冰起航，将推动户籍改革步伐加快前行，也是党中央、国务院新年送给广大农民工的最大“礼包”。
中国特色的三代农民工
据多部门的分析估算，我国一般概念上的农民工约2亿多人，其中进城务工的在1.5亿人左右。这股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农民跨地区打工现象，形成了我国独有的潮起潮落民工潮。开始在西部地区还开展了农村青年“东西互助、以劳助学”活动，组织到苏沪浙地区的乡镇企业打工，让他们学知识、学技术、学管理，开阔眼界。其实这就是农民工大流动的前奏。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研究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出来打工的农民。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地不够种了，劳动力有富余，同时农民又有了自主支配劳动的权利，于是一部分农民就出来打工。当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在乡镇企业打工，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时至今日，这一代农民工早已人过中年，除了少部分具有技术专长或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经营者，大部分人已回到农村，或定居小城镇，或从事农耕，或经营生意。他们应该算作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随着90年代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外向度大幅提高而外出打工。这部分人是目前农民工中数量最多的，是我们重点研究和政策针对的农民工主体。外出进城打工是这代农民工有别于上代农民工的显著特点，他们一般都有10年左右的打工经历，大多在建筑业、加工业、纺织业、出口企业打工。这部分农民工的城镇化走向是有所不同的：一部分有技能、有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生产骨干，留了下来；还有一部分有文化的女工也留了下来，不少嫁给了城里人；很大一部分人随着年龄增长，挣了一些钱而选择回乡。近几年，农民工队伍中出现了一个新群体，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当然模糊一点也包含80年代末出生的，可统称为“90后”，他们算是第三代农民工。最近几年新增加的农民工主要是这部分人，他们基本是进城打工，估计有4000万人左右。虽然在数量上他们还不占主体，但由于其特殊性和成长性，值得高度关注、深入研究。
“90后”农民工的新特点
韩部长认为，“90后”农民工有别于前两代农民工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他们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这是其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他们进城打工，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把打工作为寻求进城的机遇和途径。简而言之，他们出来打工，根本就不想再回农村。第二，这批人都念过书，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具有高中文化或经过技校培训。因为有文化，再加上他们是在电视机、手机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比较了解外部世界，知道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城市文明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到城里不管干什么都比在农村好，是他们比较坚定的信念。第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有些就是上一代农民工在城里生的孩子。他们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因此，他们在城里打工，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已经在就业结构中体现出来。上一代农民工很多是制造业的操作工，在生产一线就业，而“90”后农民工则主要在服务业就业，如卖服装的、卖保险的、搞推销的较多。这也是近两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出口行业一方面生产困难、另一方面招工困难的原因之一。第四，他们心理平衡度较差，难以接受“被歧视”。他们的父辈进城打工，尽管遇到很多困难，吃了很多苦，有很多不如意，比城里人干得多却挣得少，有时还遭人白眼，但通过纵向比较，总觉得比在农村好，比其他农民好，因而比较能够接受城里的不公平待遇。而新一代农民工受现代开放社会影响，已经具有了朴素的平等和民主观念，对城乡差距、一城两制现象不认同。他们要求和城里人一样平等就业、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现在开始增多的劳资矛盾以及农民工维权的呼声和事件，与此不无关系。第五，新一代农民工由于受发展阶段、生活环境、教育状况以及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价值观、消费观方面存在着明显区别。概括讲：消费结构从简单转向复杂、消费工具从传统转向现代、消费心理从保守转向前卫。对手机、住房、车等高档商品消费有较强的渴望，消费潜力巨大，是我国扩大内需和消费转型的新生力量。
农村待不住。甘肃会宁县翟所乡张城堡村山大沟深、气候干旱，是我国贫困地区之一，武娟就出生在这里。初中毕业后武娟上了技校，一年半前开始在深圳市一家手机液晶显示屏生产企业工作。现在的她染了头发，穿着时髦，相较于同村姑娘显得“洋气”。“在城市，我找不到家的感觉，所以回来过年。但在农村也待不住，毕竟城市的条件好得多，也习惯了城里上班下班、逛街的生活，回家倒感觉不适应了。”回家不到20天的武娟说。
城里安家难。来自宁夏的张海强初中毕业即到城市务工，至今已10年。现在在家乡邻近的银川市一家建筑公司开车。不久前，张海强结婚，这让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然而，张海强要在大中城市安家并不容易。“我月工资不过1500元，其中400元用于租房，虽然银川的房价在中国的大城市中算低的，但我还是买不起房。”有人认为小城镇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最好归宿，然而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却不这么看。“贫困地区的城镇发展缓慢，就业门路窄，不能就业，何谈安家？”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营坊村的燕小丹坚定地这么认为。
朝目标努力。不过，成为“城里人”的目标也不是遥不可及，许多贫困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正朝这一目标努力，其中学习技艺成为他们首选途径，有的通过政府资助进入技校学习技艺，有的边工作边学习技艺。安徽淮北农村青年张鹏初中毕业后到南京打工，千方百计托关系、找朋友介绍，最终拜一位三星级酒店厨师为师学习厨艺。他说：“想通过学得一技之长，为自己未来着想。”但也有一些农民工选择创业，为在城市或小城镇安家打基础。
农民工市民化先从户籍着手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被冠以“农民”两个字，实际上他们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已不是那么紧密，不少甚至根本就不是在农村出生，更不是在农村长大。而“农民工”这个称谓，实质上是户籍这堵墙造成的，却如影相随，阻碍他们融入城市，进而制约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的转型。所以，要破解“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民生难题，不妨先从户籍制度着手，赋予他们“新市民”的身份。
首先，从户籍制度着手，可以让“新生代农民工”更快地融入城市。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一般初中或高中毕业就远离乡土，多数不懂种地，因而对土地没有依恋；相反，“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城镇里，在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浸染下，他们很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在城市里扎根，而不是像父辈一样在城里挣钱回家盖楼过日子。但是，当前的户籍制度，使得这种“融入”显得异常艰辛。与其让他们在城市的事实存在与城市格格不入，不如让他们尽快地融入到城市。用城市文明和城市文化同化他们，而不是排斥他们。而只有当他们被赋予“新市民”的身份，他们才会从心理上真正对这个城市产生认同感。
其次，从户籍制度着手，可以防止城市出现新的“二元结构”。城市的高楼鳞次栉比，农民工能住得起的却只有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城区富丽堂皇，他们的栖身之处却往往是偏远的城郊，甚至简易工棚。据报道，北京全市88.5%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乡接合部；而上海市外来人口中也有八成居住在郊区。当城市出现新的“二元结构”，当这些卑微的年轻人经常性地感觉到自己沦为城市的“边缘人”，当他们的内心被压抑太久的愤懑所支配，谁都不能保证这个群体不会成为城市的一个不稳定因素。2005年末的法国郊区的骚乱或是前车之鉴。新生代已成为“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非传统挑战之一”。而这种挑战与风险，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地化解。当然，融入城市不是“农业户口”改为“非农户口”这么简单。
再者，从户籍制度着手，可以减少农民工“退保”等社会问题。目前，户籍既是市民身份的一种标志，也是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一种凭证。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这个虽然多数时间生活在城里却没有城里“名分”的群体很少能享受城市社保、医保等福利待遇，同城不同待遇，由此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如果农民工市民化，他们又何苦背着社保跑来跑去，甚至于退保呢？
听到“楼梯响”更要看到“人下楼”，政策基础是有了，指导方针是有了，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把政策尽快落到实处，怎么制定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变为“新市民”。
创新制度让农民工市民化
据调查，有意愿进城安家的农民中76%的人选择进县城，因为大城市房价和生活费用太高，农民很难承受。县城和中心镇离农民老家近，落户安家门槛低，成为农民进城首选不足为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发展潜力很大，对于吸纳农民进城，繁荣县域经济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到2008年底，我国城镇人口6.07亿，城镇化水平45.68%。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了3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95%。1997年至2007年的10年间，我国的城市化率提高了14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加2亿人。但是，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呈现“东高西低”不均衡状态。创新城镇化发展制度，就是要创造条件，通过发展县域经济，为县城和中心镇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首先，应该把用地指标适当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倾斜，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其次，要提高大城市投资项目的准入门槛，包括环保、技术、产能的门槛，引导产业向内地，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第三，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它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第四，推进财税、金融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使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
推进城镇化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要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同时，要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此外，还要保障农民工各项权益，在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让农民工有序地融入城镇，让中小城市和县城成为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新家园。
但我们应该看到，人口的城镇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农村都会居住着大量人口。预计到2030年我国人口15亿多，就算城镇化率达到了70%，农村也还有四五亿人。所以，一定要坚持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不能偏废，不要认为强调了城镇化，就可以忽视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手抓，不仅是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着力点，而且是我国拥有的一个长远发展优势。
年初，《求是》杂志刊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文章，提出要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着力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问题，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相结合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专家表示，这意味着现行户籍制度正在酝酿新的改革，可望有新的突破，完全符合我国国情、民情，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改革可谓正当其时，在一些保障水平差距不大、或政府财力宽裕的地方，打破户籍壁垒，已经具备了条件，完全可以先行先试。上海、广东、天津、重庆、安徽、苏州、无锡等正在探索的户改尝试，也应给予鼓励，总结推广。只要户籍改革是朝着均等化的方向掘进，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提供便利，都是有益的探索。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已经破冰起航，离彼岸还会远吗？（文责自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