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9日午时，新华网向海内外发布了一条简短的电讯：盗窃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等259件文物的大盗李海涛当日上午在承德刑场被执行死刑。第二天，国内多家报纸都在重要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文物大盗李海涛是如何酿就惊天大案走上黄泉不归路的呢？
初涉足靠山吃山
李海涛出生于承德市围场满族自治县的一个普通家庭，1981年退伍后被分配到承德市文物管理局外八庙管理处做了一名文物管理员。1991年3月，李海涛任外八庙文保资料室副主任。2002年2月，外八庙文保部正式从博物院分离出来，李海涛就任文保部主任一职。从那时起，崭露头角的李海涛在承德文物界成了一名受人尊崇、知识渊博的文物专家。但谁又能想到，就是这位文物专家兼文保部主任竟然是一位监守自盗的家贼！
李海涛的贪婪之欲是随着他事业的逐步成功而相伴发展的。作为一个文物管理者和研究者，李海涛深知自己所保管的数以万计珍贵文物的价值，他也知道盗窃文物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可以说，刚刚走上文物保管员岗位的李海涛那时还不敢也没有打过盗卖文物的主意。恶念滋生于九十年代，那时，正值李海涛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回到单位倍受领导重视之际，由于工作需要，他经常接触一些文物界的同仁，看着有些人大把花钱，生活富足，他不禁有些眼馋，他也知道这些人是靠着什么发的家。随着时间的推移，靠山吃山的想法渐渐地在他脑子里扎下了根。李海涛盗卖文物的第一桩交易始于1993年。
那年盛夏的一天，李海涛在承德市接待了他在复旦大学的同学、当时在辽宁省锦州市某单位供职的闫峰。闫峰和其妻子名义上是来承德游玩的，实际上的主要目的是想找老同学李海涛在承德的文物上趟趟路。那时的李海涛并不知道老同学闫峰在毕业后不久就混迹于文物走私，吃起了文物饭，踏上了一条犯罪路。
毕竟好久不见，闫峰又不明白李海涛的底细，故不敢说明此次来承德的真正用意。寒暄之中，便试探起李海涛。李海涛是个聪明人，一听闫峰的话音，便知其来意。同学之情分外厚，李海涛对闫峰有一种本能的信任感，便直言说，我这里有一件朋友拜托的民间收藏文物瓷粉彩奔巴瓶，如老同学方便，可转让给他。闫峰一听自然欢喜不禁。李海涛回到单位，顺手牵羊将库内存放的瓷粉彩奔巴瓶用旧纸卷起来放在随身携带的包内，来到闫峰下榻的某招待所内，将这件文物交给了闫峰。闫峰是行家，一看此物即知其市价。为了将李海涛钓住，闫峰爽快地将4万元人民币交给了李海涛。第一次交易很简单，李海涛利用职务之便很快捞到了第一笔不义之财。也就是从这一笔不义之财的罪恶交易开始，李海涛一步步滑向了不归路。
身为文物保管人员，李海涛深知文物保管制度的严格，他虽然掌握保管数以万件文物的大权，但每件文物都有它的编号和备案登记，并不是像外人想象的那样可以随意拿出。为了防止被别人看出文物缺失，李海涛在盗窃文物之前有时先把文物偷出来，找人做一个外观一模一样的赝品，然后把赝品贴上真编号放在真品的原处，一般来讲，只要没人仔细检查，是看不出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的。从第一次和闫峰的交易尝到甜头后，李海涛利用这种手段，瞅机会先后将数件价值昂贵的文物“偷换”了出来，伺机将这些宝物变成钱财。
1995年夏，李海涛到锦州找到老同学闫峰，说自己有一件珍贵的文物请闫峰帮忙卖掉。闫峰问是什么文物，李答道，是一位收藏界的朋友让我代办的，是一件紫金铜无量寿佛，绝对是一件珍品。闫峰虽然没见过这件宝贝，但他从李海涛从事的职业相信他的话的真实性，于是俩人经过简单商量，以11万元人民币成交。价格谈妥后，闫峰命妻子赶快取钱，随后租一辆车赶到承德准备拉货，自己则跟着李海涛连夜乘火车回到承德。在李海涛的家里，闫峰见到李海涛所说的“珍品”，一看他就知道这的确是件很热手的宝贝，不禁喜出望外。第二天，闫峰的妻子携巨款带车赶到承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闫峰将11万元交给了李海涛。李紧张得连数也没有数，就随手将钱塞进了抽屉里，然后和闫峰一起将这座紫金铜无量寿佛搬进车内。
李海涛和闫峰利用同学之谊，在盗卖文物上可以说是最佳的一对伙伴，截至案发时，李海涛共将16件珍品文物盗卖给了闫峰，从中获取非法利益23万余元。闫峰通过转手倒卖也从中捞取了丰厚的利润，并当上了天津国际拍卖行副总经理。事后，他因涉嫌倒卖文物犯罪被公安机关查获。
武宽（化名）是李海涛在复旦上大学时的同窗好友，在东北某市博物馆工作。1993年底，李海涛得知这位老同学在兼做宠物生意，便直奔拜访。相见时，他送上了一件上海兽葡萄铜镜和一串料器朝珠。武宽也送了一只名犬给李海涛，以作为回报。自此，李海涛和武宽开始了文物交易活动。截至案发时，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李海涛共从外八庙文物库中窃取文物24件（套）卖给武宽，从中得款40余万元。其中在1998年上半年的一次非法交易中，李海涛一次就卖给武宽鎏金狮子角兽、绿松石无量寿佛等三级国家文物8件，获赃款20万元。
发横财利欲熏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海涛看着自己瞒天过海盗窃了那么多文物未被任何人察觉，胆子便越来越大，接触的文物贩子越来越多，王晓光就是李海涛的又一合作伙伴之一。王晓光也是东北人，在贩卖文物的黑道上久经沙场，经验丰富。他是经武宽的介绍和李海涛相识的。结识李海涛后，他便萌生了要牢牢靠住李海涛这棵发财大树好挣钱的想法。为了取得李海涛的信任，他先给李海涛联系成了几家大交易，使李海涛着实地捞了一笔。在李海涛看来，王晓光办事爽快利索，又特讲义气，够朋友，值得信任。他哪里知道，王晓光耍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计谋。
2001年夏季，李海涛和王晓光联系，说自己搞到一尊收藏价值极高的佛像。王晓光凭着在文物道上多年的经验和对李海涛为人的了解，即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一件热手货，便连忙赶到承德。在李海涛家里，王晓光看到了这座金光闪闪、年代久远、重达百余斤的背光刻铜制无量佛像，眼前一亮，便当即答应帮助李海涛尽快在北京找到下家。李海涛对文物黑市价格不太熟悉，俩人商议，到北京后由王晓光负责找下家谈价格。
为防止被别人察觉，俩人租了一辆面包车，将大佛运到了北京。他们先找到了一家宾馆住下，李海涛在宾馆里守着货，然后王晓光急匆匆地出去找当地的客户。几个小时后，王晓光领着一个自称为“小北京”的文物贩子来到宾馆，这个人简单看了一下佛像后便和王晓光将东西拉走了。没过多大会儿，王晓光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包回来，喜形于色地告诉李海涛，佛像卖了95万元。他们把包打开，一沓沓百元大钞看得李海涛眼花缭乱，他爽快地从中拿出了20万元人民币给了王晓光，算是对他的酬劳。王晓光也不客气便收了起来。有了钱，俩人便有些忘乎所以。当天晚上，他们在北京潇洒了一番。第二天，李海涛携巨款悄悄地回到了承德，将这笔不义之财存了起来。事后没多久，李海涛从别人处得知，原来这尊佛像王晓光实际上卖了135万，他从中黑了自己40万元，自己当时不知道，还乐颠颠地感谢王晓光的帮忙。知道内情后，李海涛除感觉到文物贩子的黑心外，更感觉到从事这项职业所承担的风险。碍于面子和为了今后的长期合作，李海涛咽下了这口气。但这时的李海涛并没有洗手不干之意，因为他已在利益的诱惑下身陷泥潭而不可自拔。
没过多久，李海涛接到王晓光从北京打来的电话，问他手里有没有稀罕的好东西，北京这边有个大人物急想找这类东西，并特意道，只要东西好，对方可以给高价。一听说可以给高价，李海涛便忘记了曾被王晓光所黑的事。他很快从库中“换”出了一尊乾隆粉彩瓷质无量寿佛，包装后自己悄悄地赶到北京。住下后，他通知王晓光来到宾馆，将寿佛交给王晓光，并再三叮咛，价格好就出手，价格不高就算了，还拿回来，上次那尊佛你卖的便宜了，这次不能像那次一样。他想通过暗示王晓光这次不要再糊弄他。王晓光笑脸相迎，满口应承，拿着货便走了。第二天一大早，王晓光慌慌张张地来到宾馆告诉李海涛：坏事了，这次买咱们东西的人不是个善茬，只给了1.5万元美金，我好说歹说，他们不但不多给钱，还说这件东西来路不正，再纠缠还要收拾咱们，这个人咱们惹不起呀。李海涛毕竟做贼心虚，又是头一次碰上这种黑吃黑的事儿，听王晓光这么一说，吓得浑身发抖，脸都白了，便匆匆把1.5万美金收了起来，连忙退房打车赶往火车站，离开北京回到承德。几天后，李海涛才醒悟过来，那天的事可能是王晓光瞎编的，目的是要自己赶快离开北京，这次可能又上了王晓光的当。当然，那尊乾隆粉彩瓷质无量寿佛究竟被王晓光卖了多少钱，李海涛至今也不知道，但他被王晓光一次又一次地戏耍，现在只要一提起王晓光，他仍然是骂口不断。
李海涛发文物财发上了瘾，为了窃取国家文物，他每天上下班都背着一个大兜子，只要一有机会，他就顺手将一件件文物放在兜子内悄悄带出。十多年来，他天天挎着这个大兜子上下班，同事们都以为这是他的生活习惯，但谁也不会猜想到这竟然是他盗窃国家文物的主要手段。案发后，公安机关从李海涛家里共起获尚未卖出的各种文物上百件，除极少数是他个人从民间购买的外，大部分来自于他任职的外八庙。
李海涛吃文物饭胃口越来越大，当他被王晓光黑了两次后便多了一个心眼，改为直接跟文物贩子打交道。李奕（化名）即是李海涛后来物色到的大主顾。李奕在国内和境外多年从事文物收购和倒卖活动，和国内文物收藏界的好多人士都有联系，在香港等地颇有名气。李海涛和李奕是单线联系，通过几次接触交往，李海涛认定李奕讲信用，不像其他文物贩子那样心贪手黑，便决定和他建立合作关系。2001年5月，李海涛将盗出的一尊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座像交给了李奕，这是一件价值不菲的国家二级文物。李奕出手大方，一下子就给了李海涛一大笔钱。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李海涛先后将窃取和收藏的70多件文物都交给了这位文物商。案发时，李海涛已从李奕处拿到了近70万元赃款。
揭伪装家贼落网
2002年11月初，国家文物局接到一位全国知名文物专家报告：10月28日，他在香港访问期间，曾参加了由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举行的一场“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文物”专场拍卖会。在这次拍卖会上展出的49件拍卖品中从底座原始标签编号上看有两件珍贵文物来自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件是清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座像，另外一件是银质曼达。这位专家问道：这两件本应由国家收藏的国宝文物是怎样流落到香港的呢？
专家反映的情况引起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重视。很快，国家文物局指派专人开展调查。根据专家提供的这两件文物编号，调查人员很快查到这两件文物确属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文物。但从文物去向登记上看，这两件文物已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革期间调拨到河北省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原因是，十九世纪中叶，英法联军将圆明园烧成废墟后，慈禧太后回到北京为了装饰门面，曾从全国征调了一些文物到北京，这两件文物就是那时从承德外八庙被征调进京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根据国家文物局充实地方博物院的指示，故宫博物院又将这两件文物返还给了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既然找到了这两件珍品文物的所在处，那么调查组将调查的重心转移到了河北省承德市。
国家文物局调查组的专家们进驻承德市后，很快会同当地公安机关组成“11.28”专案组，对外八庙的文物进行核查，李海涛作为文物专家和文保部主任也参与其中。其实，早在调查组进驻承德之前，外八庙管理处已根据上级指示对所存文物进行了一次自查，自查的负责人就是李海涛。自查中，李海涛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自己盗窃文物的事儿可能要败露。但那次毕竟是自查，在李海涛的一手遮掩下，自查的结果当然是什么也没查出来。这次，国家文物局和承德市公安机关联合对该案进行调查，李海涛暗暗想到，这次怕是躲不过去了。但侥幸心理又使他期盼着能出现化险为夷的奇迹。因此，表面上他装得若无其事，积极配合工作，但是，调查组的人们没想到，他们苦苦追寻的窃国大盗就在身边。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北京来的文物专家们在对外八庙的库存文物进行核对后，不仅确实证明了在香港展出拍卖的那两件文物已在外八庙不翼而飞，而且还意外地发现了库存中的文物中有数十件为赝品。这一惊人的发现使专家们感到震惊。从初步掌握的情况看，事情要比他们想象和预料的严重得多。专案组加大工作力度，调整侦查方案，将视线重点放在了内部人员身上。根据掌握的情况和种种迹象分析，陪同他们调查的文物专家李海涛纳入了警方的视线。
2002年12月7日，李海涛被警方秘密控制。初次接受审讯，自知在劫难逃的李海涛便竹筒倒豆子般地交待了自己盗窃文物的犯罪事实。李海涛的供述令警方震惊，令专案组的每一个成员震惊，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在当地赫赫有名的文物专家竟然监守自盗长达十年之久，盗窃文物数量之多居建国以来之最。案件很快报到了国家文物局，引起了国家文物局高层领导的关注。2002年12月8日，李海涛因涉嫌盗窃罪被依法刑事拘留；2003年1月18日，经承德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李海涛被依法逮捕。事后，公安机关从李海涛处追缴赃款人民币225万余元，美金8.48万余元。
据侦查证实：李海涛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涂改文物档案，以非外八庙文物代替库藏文物，以文物残件、部件、附件代替库藏文物，以库藏某一文物代替另一文物等方法，多次窃取外八庙库内的馆藏文物及文物部件共259件，其中一级文物5件，二级文物56件，三级文物58件，一般文物101件，未定级文物39件。李海涛自己或伙同他人共卖出馆藏文物152件，其中一级文物4件，二级文物47件，三级文物50件，一般文物12件，未定级文物39件，从中获得赃款人民币320余万元和美金7.2万元。
李海涛被逮捕后，公安机关和文物管理部门为追回被盗卖的文物，经过长时间艰苦工作，共追回文物202件，尚有57件文物因流落境外或其他原因而无法追回，这其中包括二级文物18件，未定级文物39件。李海涛因自己的罪恶而给国家文物造成了重大损失。
2004年2月24日，承德市人民检察院以李海涛涉嫌盗窃罪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4年8月13日，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李海涛犯有盗窃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海涛不服原判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此案发回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2008年8月2日，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海涛案经再次审理后认为：李海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将国家文物据为己有并进行倒卖，其行为分别构成贪污罪和倒卖文物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以李海涛犯有贪污罪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倒卖文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8年，并单处罚金100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之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核准了这一死刑判决。
2010年11月19日上午10时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李海涛在承德刑场被执行死刑。随着一个罪恶生命的结束，也为八年前轰动全国的盗卖文物大案画上了句号。（未经本人许可，请勿网上发布）
责编：王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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