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三公”腐败的关键是深化改革 - 《公民与法治》 2011年第15期 (总第1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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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三公”腐败的关键是深化改革

◎ 本刊评论员

　　“三公”腐败（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久刹不绝，已成为尽人皆知的老大难问题，已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早在2010年的3月4日，湖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做客人民网时就公车消费曾列举了他亲自调查的两个例子：一个是有一部公车一年光维修费就花去10万元；第二个是有一部公车一年中换了40个轮胎，也就是说每月换3个轮胎，还要余下4个。
　　前不久又传出，安徽省电力公司近来年以“车改”为名，为全系统300名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配备了公务车，先是配的奇瑞，后又换的20余万元的迈腾和帕萨特领驭。这项所谓的“车改”可谓既周到又体贴，不仅让自驾车成为名副其实的专车，更将所有费用打包由“公家”埋单，让公车专用合理合法化（《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4月29日）。
　　公车消费中的腐败何以愈演愈烈？成为“不改不行，改又常常沦为‘自肥’”的顽症？究其原因，根子全在体制上。一项改革，倘若由利益的攸关方来主导，十有八九改不成功。我们常说，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实行的是“自己做蛋糕自己又分蛋糕”的体制，也就是说，政府既是收钱者又是花钱者，收入和支出全由政府说了算，没有有效的制度和机构能够限制政府乱花钱。据调查，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的“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高达30~40%。如此惊人的“其他支出”都是些什么样的支出呢？无非是滥发奖金补助的支出，违规买小汽车的支出，大吃大喝的支出，等等，总之是不符合规定的支出全在其中。政府的账本，公开的那一本堂而皇之，但反映的不是政府花钱的真实情况；不公开的那一本，反映的是真实的情况，却又不让人看。如此的实惠和特权，谁肯放弃，让利益的攸关方主导改革，岂不是对牛弹琴。
　　睁开眼睛看世界，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为什么没有“三公”问题？新加坡为什么没有“三公”问题？我国的香港为什么也没有“三公”问题？不是北欧国家的人比我们聪明，不是新加坡人比我们聪明，也不是香港人比我们聪明，而是这些国家而是香港的体制机制比我们合理。就拿香港来说，全港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名左右，但只有特首、政务司长等司局的正职才配有专车，加上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会主席，全港享受公车待遇的只20人。他们为何能做到如此的严格，在于政府每一笔钱，都得经议会依法批准，议会不批，政府别想动。2011年1月14日，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因政府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预算超过申办时的预算太多，就毅然否决了政府2023年亚运会的拨款申请。在他们看来，你港府申办亚运会的预算前后差距太大，就有乱开口子乱要钱的嫌疑，立法会就有权进行否决。这样的体制机制，就最大程度地限制了政府乱花钱。
　　由此来说，从根本上解决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的问题，自我设计的路很难走通。医生不是不能给自己看病，但医生很难给自己看好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既难以公正，又难以服人。安徽电力公司设计的“车改”，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最后沦为“自肥”，就是明证。因此，从根本上解决“三公”腐败问题，关键是要打破“自己做蛋糕自己又分蛋糕的体制”，倘若这块蛋糕让别人来分，好多问题也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