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完全可以把官场比作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的性格和脾气就是官场文化。因此，我们研究官场文化，首先要从研究这个人的性格和脾气做起。
由于官场历来是一个最让人看不明白的场域，知之不易，所以论及未必准确和深刻。思之再三，我把官场文化的特性归纳为三种类型。
特性之一，内向型。官场犹如一位腼腆的少女，总是羞羞答答，欲说还休，很难敞开心扉，也很难窥视到她心灵的深处。
党和国家为了克服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先后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用以规范用人行政。《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指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的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然而，尽管出台不少这样那样的规定，官场少女的情怀总难敞开，其性格脾气也鲜有改变。其突出表现是：一，内定选拔对象。结论不是产生于调查的结尾，而是它的先头，而是先有结论后有调查，调查为结论服务。因为先有了“内定”，民意（民主推荐票的多少）也就成了“为我所用”，想用你时，民意可以作为依据，不想用你时，民意又只能作为参考，往左说左有理、往右说右有理。二，从“走程序”到“玩程序”。现在选人用人不“走程序”的不多，但“走程序”是为了“玩程序”的不少。你见过民主推荐环节当场唱票的没有？别人见没见过我不知道，反正我没见过。很显然，当场唱票也就等于当场公布了民意，当场公布了民意也就等于压缩了某些人以权谋私的空间，使“买官卖官”现象成为不可能。这种从“走程序”到“玩程序”的异化，其实比公开“买官卖官”的危害还要大，因为公开“买官卖官”是明码标价，人们能看得清楚，而此举是在暗处，往往是人受了愚弄还浑然不觉。三，程序非但没成为腐败的把门神，反而成了腐败的护身符。正确地运用程序，程序的力量足以把腐败过滤掉，但一旦程序受到玩弄，其非但不起作用，还成了一些人用来开脱的护身符。不是吗？上级机关到下级检查某些选人用人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当听到下级关于选人用人“完全符合程序”时，似乎一切问题都蒸发了，在这里，“程序”成了开脱问题的筹码。
特性之二，偏执型。官场心灵不仅具有“内向型”的性格和脾气，同时还具有“偏执型”的性格和脾气。所谓偏执型，就是在官位和权力这一官场文化最核心问题的角逐上，谦和包容的少，偏激固执的多。人人似乎都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缺乏康德所说的对“头上星空和心中道德律的仰望和自省”。一些人为了谋求官位，可以说用足了精神，“十分精神，三分干事，七分谋官”的大有人在。有跑的，有要的，有买的，有骗的，无奇不有。河南开封市委原组织部长李森林被“双规”后，纪检部门在其办公室搜出了大量装有现金卡和官员自荐材料的信封，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在职县处级领导，涉及一百余人。因为人数太多，查与不查竟成了大问题，查，居然担心开封官场会瘫痪，因此，只有请示省委提出不查意见。你看，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石家庄市原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除女性的人身是真的外，其余全是假的。近些年，官场发生的多起雇凶杀人案，也充分昭示，某些人为了获取官位和权力，竟发展到了以身试法的程度，实在令人可悲。
特性之三，双重人格型。在《小康》和新浪网所进行的“信用度最低的职业群体”调查中，政府官员居然拔得头筹（《公民与法治》2010年第12期）。官场何以缺人爱，关键是官场的诚信出了问题。一些党政官员做秀和不诚信，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双重人格特征，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严重降低了官员本身的认同度。党政官员的诚信缺失导致其自私、冷酷，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官场心灵何以如此痴迷官位和权力？细思之，除官位本身所具有的“谁拿锄头谁定苗”的支配功能、显示地位和成败的评价功能和利益的集聚功能外，也和我们近些年来自觉不自觉的对官位价值的强化有关。不是吗？当今社会，官位和级别是利益分配的最主要考量，工资看级别，住房看级别，看病看级别，坐车看级别，连开会都得看级别，级别高的会议伙食标准也高，似乎人的官大肚皮也会大似的。这种“以官位论英雄”，“以级别定成败”的价值导向不可能不在官员的心中激起波澜，不可能不引发“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不可能不在社会上造成影响。正如某大学一老教授坦言：“大学‘学而优则仕’的风气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浓。”时下，对“公仆”这一称谓的污名化和具有讽刺意味的解读，和过度强化官位价值所引发的各种不良风气密切相关。在“没钱不说话，有理钱说话”的规则下，“公仆”等美好的名词无一不被笼罩在权力和金钱的阴影里，使之失去了应有的光环。
比官员党性不纯、作风不纯更可怕的是“自身修复机制”的丧失。过去党员干部有什么问题，领导班子存有问题，党的行之有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可以发挥作用。大家坐在一起，敞开思想，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把问题部分或全部化解掉。现在不行了，批评集体失语。一般都采取“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明哲保身态度，其结果是班子问题尽管成堆，表面上也是一团和气，且人际关系充满着低级庸俗。
官场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传统的缺失，造成了官场“潜规则”盛行。唯领导马首是瞻。不讲原则，没有是非，没有对错。倘若你敢较真，那你就是第一个出局。而令人悲哀的是，中国官场的某些领导整人，可以借助于公权力。原阜阳市颍泉区区委书记张治安整检举他贪污的李国福就是借用的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以所谓李国福有经济问题对他进行逮捕和公诉，致使李国福上吊自杀。
另外，官场许久存在的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说成是“班子不团结”、“班子不和谐”和“有问题就不是好班子”等错误认知，也严重的损害了共产党人最可宝贵的批评精神、是非观念，是当前官场心灵中缺实话、没原则、无是非，人际关系低级而庸俗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说，“文革”曾经的岁月，是只讲斗争，不讲和谐;现在我们有些单位似乎又是只讲和谐，不讲批评、不讲斗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官场惯出来这么多的坏毛病，我们进行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应该触及它、解决它。解决这些问题，我以为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淡化官位观念。官场心灵中的“不给升官就不干、就闹、就要”，是过度强化官位价值所造成的恶果。看来，解决官场过度追逐官位和权力的问题，完全放弃教育不行，不讲共产党的宗旨不行。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牺牲生命，在所不惜，他们考虑过官位和级别吗？我每每瞻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看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和献身精神，心灵都会受到震撼。在今天幸福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多想想他们吧！
二、要着力恢复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只讲斗争，不讲和谐不行;只讲和谐，不讲批评、不讲斗争同样不行。不讲和谐，斗争就失去了目的性;不讲批评、不讲斗争，和谐也就没了活力和动力。因此，我们讲和谐，讲稳定，都不是不要斗争，不要批评。时下，官场庸俗之风泛滥，细究起来，和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缺失有直接关系，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缺失有直接关系。基于此，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那种党内一有批评，就认为是有损党的形象，容易给某些攻击党的人提供口实的认识误区;坚决摒弃那种班子开展批评就认为是“班子不团结”、“班子有问题”的错误认知，鼓励大家重新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通过揭露问题，查找差距，分析原因，理顺情绪，达到“既分清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三、改革用人体制。官员的注意力在哪里？和官员产生的渠道密切关联。官员产生于上级尤其产生于“一把手”，官员必定“只向上负责而不向下负责”;官员产生于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官员又必定“向人民负责”，因为他知道，不向人民负责，人民就有权罢免他。我们说，官场“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等腐败之风久刹不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用人权的过度集中且又缺乏透明和监督。事实证明，人们不仅想知道“款爷”是谁，更想知道“款爷的钱是哪里来的”，不告诉“款爷的钱是哪里来的”，人们就不会服气。因此，我们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必须着眼于解决权力配置这个中心环节，必须要解决用人权透明和接受监督的问题。像过去那样，表面上尊重民意（走民主投票的程序），实际上是玩弄民意（不唱票仍然是少数人决定），此种伎俩不能再玩下去了。
四是落实阳光政治。“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行使”，不是一句口号;选人用人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也不是一句口号。官场心灵老是不敞开是不行的。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什么清廉，在于他们那种由内而外发出的阳光气质，他们不但像选用人这样的大事完全公开透明，就是“吃一顿招待饭”这样的小事也完全透明。我们国家的腐败问题何以难解决，也是在于我们暗箱操作的东西太多，或者仅仅是把阳光政府作为一句口号去喊。腐败是国际性的难题，这不假，但也并不是毫无办法，问题的关键是决心，是我们愿不愿意、敢不敢放权，愿不愿意、敢不敢“革自己的命”。北欧国家为什么没有“三公”问题（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新加坡为什么没有“三公”问题？我国的香港为什么也没有“三公”问题？不是北欧国家、不是新加坡、也不是我国的香港的人比我们聪明，而是这些地方的体制、机制合理，而是他们凡事都公开透明，接受监督。就拿香港来说，政府花一分钱都得经立法会批准，政府官员所有的因公开支，包括吃一顿招待饭都得公开透明，这就最大程序的限制了各种腐败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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