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在延安的那次著名的谈话，人称“窑洞对”，至今许多人耳熟能详。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个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听闻黄炎培的一席诤言，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这段谈话中，黄炎培讲了三层意思：一是提出历史周期率现象，这种现象就是历朝历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二是解释周期率现象产生的原因，概括起来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创业初始，人人都有一种昂然向上的劲头，而一旦取得胜利，特别是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就会惰性蔓延，腐败丛生，久病难医，以至垮台。三是向毛泽东提出问题，能否找到“新路”，跳出这历史的周期率。毛泽东很自信地回答了上面说的那句话。
毛泽东同志和黄炎培先生的谈话倏忽已有68年，尽管时过境迁，人事已非，但此谈话所揭示的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毋庸讳言，至那以后，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余年间，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一跃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赞叹，令国人欢欣鼓舞。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在光鲜亮丽的经济数字背后，我们还有许多令人忧心的问题，我们其实还没有跳出那个所谓的“周期率”。就时下来讲，这些令人忧心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社会不满情绪蔓延。时下的贫富差距仍有扩大趋势，并开始从传统的收入分配不公向“存量不公”即“财产不公”、“机会不公”、“能力不公”等领域扩散和传递，并同时出现“财富世袭”、“权力世袭”和“事业世袭”现象。社会阶层流动大幅下降，寒门学子靠学业改变命运的路径被大幅挤压。贫富差距已成为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安定团结的制约性障碍，同时导致了“抱怨文化”的蔓延。
二、权力腐败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认同感。当下中国最危险的腐败是什么？是权力的无边界和无敬畏，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一些官员通过对官位、土地、项目、资金等要素的强势支配，使不受限制的权力获得了巨额腐败租金。官员财产的非法聚集造成了大案要案频发，极大地恶化了官场生态，致使社会弥漫着一种“仇官”情绪，产生了所谓的“官员形象危机”。公信力产生影响力，影响力决定引导力。官员的腐败行为无疑削弱和正在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必须予以坚决整治。
另外网络频频曝出的一些官员的不雅视频，也使官员的形象和评价度大打折扣，使所谓的“人民公仆”备受讽刺。“士有廉耻，然后有风俗，有节气，然后有事功”。“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这样下去，如何了得！
权力腐败是整个社会走向腐败的恶性膨胀因子，具有致命的危险性。打个比方，官场一旦发生“买官卖官”腐败，就不仅仅是买卖的双方的问题，就会形成一个腐败链条，买方因为在取得岗位时支付了高额的成本，那么，他就会用钱买来的权捞回这个成本乃至攫取更大的腐败利益。同样，因他涉及的人因为也付出了高额成本，他也会这样做。由此来看，权力腐败倘若不能制止，将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
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铺张浪费和奢靡之风泛滥进一步疏远了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那样：“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缘、失去力量。”
诸如以上问题的存在充分说明，对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最危险的敌人还不是外敌的存在，而是在位岁久所产生的惰、疲、散乃至贪图安逸、腐化堕落。正所谓“窑洞对”所指出的：“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个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慎终如始”，可谓是无上智慧，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越是条件好，越是到后来，越容易松懈，只有保持创业初始时的那样一种精神，永不懈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事实说明，我们至今仍在“周期率”的困扰之中，仍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所作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面临着四种危险，一是精神懈怠的危险；二是能力不足的危险；三脱离群众的危险；四是消极腐败的危险、这种清醒的认识是极其可贵的。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也指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其用词之重、用心良苦、用意之深，足以引起全党警醒。
群众路线，从来就是我们党的生命线，是我们独特的政治优势。过去我们搞革命，依靠的是人民群众；新时期，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同样依靠人民群众；当下，我们进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进而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同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
回顾往昔，我们在反对腐败问题上，当然不能说没有依靠人民群众，但是不是自觉充分依靠了人民群众，恐怕也不是。举例来说，党章本来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有根据地批评任何党的组织和任何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利。但实际上，我们却对这种批评设置了非常苛刻的条件（指对发言稿进行审查，不准有批评领导的内容等）。致使这种批评根本开展不起来。再比如说，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条本是上了宪法的，但人民（通过人大代表）在选举自己的管理者上究竟有多大的发言权、决定权，也备受质疑。在某些选举中，人大代表自由表达，光明主张的权力尚且难以行使，监督的权利就更谈不上。
网络反腐，此起彼伏。这种“民意倒逼的反腐”说明了什么？恰恰说明公众反腐渠道还不畅通。由此来说，在反对腐败的问题上，我们还存在着太多的顾虑和“怕”字，还没有把人民群众看成是“真正的英雄”。
以往的改革，动力源泉蕴藏在人民群众中，今天的反腐斗争，动力源泉仍然蕴藏在人民群众中。人民群众不能成为反腐的旁观者，而应成为反腐的直接参与者和生力军。我们只有还权于民，把政府权力真正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让民意在各项决策中有更多的权重，也即是毛泽东68年前所指出的那样，“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们才能在有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反腐斗争中迎来光明的明天。
责编：关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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