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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中国式求人”
◎ 金 旺

人生在世,谁能不求人?可如今“求人”办事成了一件让人感到无奈、厌烦和困扰的事情。

  “中国式求人”图景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建陕西省委副主委、长安银行监事长周新生在政协大会发言时说:一位司局级老领导说女儿在他极力反对下仍然加入了外国籍并嫁给了外国人,女儿劝他的一句话最终让他接受了女儿的做法。这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在我们国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生得好要求人;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烧得好、埋得好要求人;上好学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调动工作要求人;异地迁徙取得户籍要求人;参军要求人;职务职称晋升要求人,不一而足。求人的主体上至高级官员下至布衣百姓,大有无人不求人之势。求人的对象是在各个涉及公共利益岗位上掌握着大大小小权力和资源的官员或工作人员。需要注意的是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壮观的中国式求人图卷。”
  周新生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式求人”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
  周新生所说的求人,并不是正常的求人,是指本来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去办的事,都得低头哈腰甚至要付出钱财去求人,是一种病态的求人。
  “中国式求人”在两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能仅仅将其当作一种感慨,而应借此严肃思考:“中国式求人”是怎样形成的,有哪些危害?我们怎样向“中国式求人”告别。

  
“中国式求人”形成的原因
  “中国式求人”能够获益
  为何办事要求人?因为求人有效果。
  俗话说,熟人好办事。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求助官员,就能获得暴利,例如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找有权的领导低价拿地,或者变更规划,提高容积率等,都能够获得巨大利益。想升官的人,找官更大的亲戚朋友同学等,就能获得升迁。哪怕到商场里去购物,如果能找到熟人朋友,都能够得到较大的折扣。
  相反,你不去求人,你的利益权利机会等就会受损。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全国青联新闻出版界别副秘书长吴永强说,现实就是这么一个现实,不去求人,保持你的高尚情操,你的孩子就别上好学校,你的公司去办个事盖个章,本来需要一个工作日,就得拖一个月等等。
优质资源稀缺
  缺乏优质资源,是造成“中国式求人”的主要原因。比如,重点中学就那么几所,大家都想进,只能求人。优质资源供小于求,只能“求人”“智”取。当优质幼儿园、优质中小学、优质医疗资源丰富的时候,为此求人的人就会少许多。
  改革不到位
  原本都应该由市场、法律和公共道德等来进行优化配置的资源,但在很多地方仍然被权力和关系所左右,这使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求人之路。
  对权力的监督远远不够
  我们这个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规则平等,规则对于任何人都不能有例外。我们的很多事也不是没有规则和制度。但由于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就将手中权力变成交易的工具,使自己凌驾于规则、制度甚至是法律之上,从而使得规则不彰、制度无力、执法不严,原本靠制度、靠法律就应该办的事,也就变成了靠权力、靠求人才能办的事。
一些人随波逐流
  事实上,“生老病死都要求人”这张大网,我们很多人既是受害者,也是任劳任怨的编织者。难道真的所有事都得求人,否则办不成事吗?难道找关系真的是一种被逼无奈之选吗?非也。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想走一条捷径,或者本身就缺少对于规则和公平的尊重,认为金钱和关系能摆平一切。而更多的人则是出于一种惯性,奉行庸俗的处世哲学,随波逐流。
  文化糟粕沉渣泛起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全国青联新闻出版界别副秘书长吴永强认为,中国式求人的现象泛滥,也有历史传统习惯的一些因素。他说,从历史传统习惯来看,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古往今来注重人情往来,有一个词叫“卑辞厚币”,就是谦卑的言词、丰厚的礼物,紧接着是必有所图,这种行为应该说古已有之。所以说传统社会的人情人际习惯,也是求人风气得以形成的一个历史缘由。
  
  
“中国式求人”的危害
  “中国式求人”现象普遍化后,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
  “中国式求人”滋生腐败
  当求人成了常态且成为利益交换,不仅人际关系会变得不堪重负,而且会滋生权钱交易、“拼爹”等潜规则,人情网、利益网  越织越密,发生的腐败案件就越来越多。
  长沙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顾湘陵因钱多、房子多、情人多、行贿人多、受贿次数多、受贿方式多而被称为“六多局长”。顾湘陵因为手中握有城市建设规划重权,是一个被房地产开发商“求”的热门人物。根据判决书,长沙有86个楼盘因开发商贿赂顾湘陵而发生了容积率被调高、楼间距缩小等变化。也正因为手握调整容积率的大权,才造就了顾湘陵“日进两万”的奇迹,坐拥上亿家财。
  “中国式求人”影响社会创新能力
  周新生说,在中国很多事都要求人。“中国式求人”,在社会上形成了潜规则、权钱交易,人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拉关系和钻营上,影响了社会的创新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麦康森也为此苦恼。他说,由于政府职能过分集中,一些部委手中的权力不愿意放,逼得科技工作者忙于跑关系、要课题,没有时间做研究,这会干扰年轻人对科学的钻研,对于国家科技创新的危害非常大。
  “中国式求人”使拉关系、搞关系盛行
  由于人情关系成了比学识、能力更重要的“制胜因素”,于是拉关系、搞关系在社会上盛行。
  如果你要问,如今什么样的同学情最牢固?答案恐怕是党校以及各类干部培训班的同学了。从集体的聚餐旅游,到私下的礼尚往来,再到小圈子式的权力荫庇,哪怕从前从未谋面,但似乎这种由组织上安排出来的同学关系,恰恰最容易产生“一见钟情”的效果,早已超越了原本最真挚最纯洁的普通学校同学关系。而学员在校期间不遵守学习纪律,彼此之间拉拉扯扯、吃吃喝喝,接受礼品礼金,调动秘书陪读,相关领导、同事、下属、老板频频探视等等,又容易使这类畸形的同学情分迅速发酵。
  如果说普通学校同学是书生意气“恰同学少年”的真正同学情的话,那么,党校和各类干部培训学校的同学情正是基于“恰同学有权”了。这种围绕权力编织的关系网是人们最向往的。
  “中国式求人”扭曲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求人本无错。人人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存在,相互交往、互有所托本是常态,但如果演变成不顾法规、事事求人,甚至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这就成为了病态。长期浸淫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将扭曲:将遵纪守法的公民视为“傻老帽”,将削尖脑袋拼关系之流视为“有本事”。
  “中国式求人”破坏公平公正
  或许有人会觉得“中国式求人”是达成自身目的的一条捷径。殊不知,一旦求人成了常态,就会使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变了味道,从而形成若干潜规则,形成人身依附,形成特权,形成不公平。
  例如在医疗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一些人凭借特殊的社会地位,通过熟人或金钱打通关节,挤占公共资源。而个别医生也借此捞好处,通过暗箱操作实现利益交换。这样一来,无权无钱的普通人看病更难。“潜规则”盛行,不仅加剧了医疗资源短缺,而且影响了社会公平正义。
  再如官员违规犯罪了,理应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这样才公平,但在“中国式求人”潜规则的作用下,就有可能逃避惩处。

  
如何治理“中国式求人”
  面对“中国式求人”,逃避不是办法,何况也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具备逃的资本。所以,与其逃避,不如面对。笔者认为,要根治“中国式求人”问题,需从多个方面入手。
  深化改革
  面对着社会利益主体与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尤其是进入微博时代,以行政管控为主的社会管理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还容易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社会管理实质是政府管理的创新,这就需要政府主动向社会放权,以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因此,要以政府向社会放权为重点,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如在公共服务领域向社会公益组织放权,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加快官办社会组织、传统事业机构的“去行政化”;建立利益协商对话机制等。如果能从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的高度,从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设立和建立先进而公平的权利制度,并把它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基础工程建设来加以实施,那么,令人烦恼和困扰的办事难现象,则可以休矣,广大群众的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就可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加大对民生的投入,不断提高优质民生资源的供给
  各级政府在加快发展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投入,不断提高优质民生资源的供给。同时,要建立公共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分配、使用和管理的公开透明机制,使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分享资源,从正常程序与渠道中获益。
  重击以权谋私
  治理“病态求人”,应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入手,重点打击“批条子上学”、“收票子看病”、“萝卜招聘”等不正常的求人现象;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设计严格办事程序,使寻租者无市场。
  加强法制建设,堵死“求”的途径
  告别“中国式求人”,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堵死“求”的途径。
  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注定要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过渡。这意味着社会治理要依靠法治,不能依靠人治,不能靠人情关系。
  官员女儿一心想加入外籍,是一种无奈更是为了一种挣脱。因为在不少发达国家,只要遵守法律,按章交税,似乎很难找到一种除了合法手续和程序之外还要付出“求”的事情。在这些地方法律和程序就是一切,无法变通更不可能变通,这也等于把一切要“求”的途径都堵死了。没有“求人”的机会,保证了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到社会资源,从而也就保证了社会的公平。
加强法制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告别“中国式求人”,还要加强对群众的法制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全社会弘扬和培育规则意识、法制意识,彻底从思想上剔除“靠市场、靠政府、靠制度、靠法律不如靠关系”的观念,让群众不愿 “求人”。
  人人遵法,这不仅于官员适用,于公民亦然。面对着可能的刁难,公民除了“求”之外,以法捍卫权利,不失为更好的选择。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绝不是“求”来的,而是所有成员共争共创的。只有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权力得约束,权利有尊严,才有可能告别“中国式求人”。


责编:陆京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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