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必须要能得到普遍遵守。然而，法律文本中的“纸上谈兵”或是“稻草人”，在现实情境下并非个案。
如，《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酒类商品零售经营管理规范》、《律师出庭服装使用管理办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细则》，以及各地方的禁烟条例、养犬条例、公厕管理办法等，不仅令媒体与公众疑虑其执行效率，甚至连立法者都承认，某些条款的操作性差强人意。
不能被实施，无非一张废纸！细究起来，现实也确有欠妥与为难之处。
有专家指出，一些地方未进行立法前评估，仅根据主观意愿或社会影响制定立法计划。还有一些委员反映，法规草案审议上半年寥寥无几，下半年扎堆上会，审议质量难以保证。
此外，一些法规因涉及多头管理，以及所谓的综合治理，导致谁都管、谁都不管。例如，有的地方控烟条例涉及的执法部门多达十几个，管理主体即重叠又空白。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直言，有的法律法规比较抽象，没有具体处罚措施，执法主体也不清晰，让人觉得没必要遵守，不遵守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没有处罚，就没有震慑力。”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指出，执法部门若不严格执法，就无法提高市民对法律的认知程度，比如醉驾入刑，立法前不少人都敢冒险，立法后交警部门“动真格”，很快就刹住了这股风气。
当然，也有执法成本高、执法人员不足、素质不一等因素。如治理“中国式过马路”，有交警感慨：“处理一个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一般最长不超过10分钟，可是要真罚一个违法行人或非机动车，至少得磨半小时嘴皮子，不是说没带钱，就是软磨硬泡。”
近几年，关于“道德范畴是否应纳入法律规范”的争议不断。如，2013年7月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常回家看看”条款。有专家与媒体人士质疑，这是否属于立法“激情化”？是否有“立法万能论”之嫌？依理而言，法治的概念绝不是万事立法，规定百款不如管用一条。
一如习近平同志所言：“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宣告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从扩大数量到提高质量，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可依”，已经成为国家立法层面自上而下的广泛共识。
2013年10月，张德江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抓好立法项目论证，在充分论证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科学确定立法项目。更加注重提高立法效益，建立健全法律出台前评估和立法后评估制度，使这些工作常态化、规范化。
2014年2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刘佩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所有的立法，如果执行中需要有机构、编制人员及财政方面的开支，都应该做一个事前的调研，要对其预算做个估计，然后看我们的各层政府，哪一层去负责，他们有没有相应的能力去执行，比如说在人才方面、在机构方面、在财政方面，是不是能够确保，然后才能够立这条法，要不然立了法不能够执行，将来的问题就很大了。”
她举例说，比如环境保护、水污染防治、老人护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法律法规，立法时要作出长期承担的评估，使各级政府有所准备，按能力推行相关制度及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认为，地方立法应注重制度条文设计的可操作性，对一些指导性条款予以细化。
立法体现的是利益的博弈、资源的分配、权利的角逐。所以，程序也应以“众目睽睽”的方式广昭天下。一方面扩大立法博弈；另一方面丰富方式方法，广泛采取“三查（察）”、座谈会、书面征求意见、列席和旁听、公民讨论、专家咨询与论证、媒体讨论、信访与网调等形式。此外，还要完善立法听证制度。简言之，尽管思想决定一切，但是程序也是实体价值的保证。
归根结底，法律如果不能体现众意之法、科学之法、有效之法，也就难以实现由粗放型立法向精细化立法的转型。无良法甚于无法，还是要进一步革新“快比慢好、全比缺好、多比少好”的过时立法理念。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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