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关羽“够哥们儿”想到“法” - 《公民与法治》 2014年第17期 (总第185期)

当前位置：燕赵人民代表网>>公民与法治电子版>>2014年第17期

从关羽“够哥们儿”想到“法”

◎ 易水寒

　　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书中有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一节。关羽为报曹丞相厚恩，居然敢违诸葛丞相之命，拿国家利益作交易，在华容道放走曹操，按现在的逻辑讲，这算不上叛国也得是通敌。然而，关羽的“叛国”和“通敌”千百年来非但没有激起国人对他的愤恨，反而觉得他很有情有义，很够哥们儿。关羽后来被神化为仁义的化身，既和统治阶级的需要有关，也和人们推崇他重情义有关。
　　由关羽“够哥们儿”以及人们对他这种行为的正面理解，我想到中国世俗社会仁义的力量。仁义作为一种哲学观念产生于先秦，自孔子将其儒化为道德情操以来，仁义就一直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的价值评判标准。一个人，讲仁义，重义气，这个人就是“君子”，反之就是“小人”。至于此人在政治上的倾向，人们倒是懒得过问。历史上的关羽为报曹丞相厚恩，拿国家利益作交易，华容道上放走曹操，人们非但不怪他，反而认为他“够哥们儿”，原因即在这里。
　　在传统中国，仁义不但是衡量一个人是“君子”与否的标准，而且还是平衡各种社会矛盾的精神力量。有道是：“己有仁，天下归之；己有义，天下奉之。”（《通鉴》语）即是证明。想当年，义和团先山东、后直隶然后波及京津地区，而和其相连的我国的东南方却平静得多，根本就没有出现义和团问题，何原因？研究此现象的专家分析说，义和团出现在北方，抛开别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北方儒化的绅商集团的力量薄弱，没有形成平衡社会矛盾的力量，而中国东南方则不然，绅商集团力量强盛，维系着当地社会的自发性秩序，发挥着地方社会平衡器的作用。看来，几千年沉淀下来的仁义的力量不可低估。
　　仁义，在血缘群体中体现的是“孝悌”，即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姊妹尽爱；在超血缘群体中体现的是“忠恕”，即对皇权要忠，对人则要诚实守信包容宽厚。其中除对“忠君”需要分析外，其所提倡的精神对化解诸如子女不孝、家庭不睦、邻里纠纷以及宗族纷争却十分有利。大量的事实证明，在世俗社会尤其是我国的乡村，至今人们解决各种纠纷的途径仍然是：第一是“情”，第二是“礼”，第三是“理”，最后才是“法”。法的声音微弱由此可见一斑。
　　法在世俗社会缺少信仰，是法治的悲哀。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想，既和传统的影响有关，也和法律不能走进人们的生活和救济不到位有关。试想一下，村民受到了村霸的欺负，担着风险选择了报案，警察要不就是不来，要不就是姗姗来迟，还别说他是否能秉公办案，法律不能解决问题，用法的成本过高，何谈法律的信仰。
　　但，无论怎么说，儒家的仁义抑或情义，说到底还是一种“软约束”，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要靠法治这种“硬约束”。因此，实现我国治理方式、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应该吸收儒家合理的内核，把其道德说教和法治建设结合起来。在我国，忽视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可取的，这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就时下来讲，我以为最主要的仍然是要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问题，仍然是要解决法在平衡各种社会矛盾中威力不足的问题。只有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到法的关怀，才能增强对法的信仰，社会才会有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