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性格变化探微 - 《公民与法治》 2014年第17期 (总第18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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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是不是会变化，这是一个鲜有人议论的话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些历史现象的分析，来寻求一个答案。

国人的性格变化探微

◎ 任平

　　凡是仔细阅读中国历史的人大抵都会发现，国人的性格是会变的。这种变化的程度有时还很大。
　　首先说尚武。有一句诗，曰：“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这句诗形象地说明了古代中国北方的幽州（今北京）、并州（今太原）地区因为重骑射，少年就爱好骑马角逐的情况。还有一句诗，曰：“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这句诗也透露出些许北方人的尚武气氛，和杏花春雨的江南是不一样的。
　　资料显示，中国的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贵族几乎个个上马能武，下马能文。战国时期有名的“四公子”（信陵君、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不仅人人能骑马打仗，甚至有的还可以指挥打仗。那时，人们都以高大健硕为美。比如史籍上说项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器过人。”说飞将军李广是：“广猿臂，善射，度不中不发。”总之，能骑善射是男子的风范。
　　大家都知道日本有武士道，其实武士道发源于中国。公元前202年，韩信破齐，齐人田横等500壮士逃亡海岛。汉朝建立后，刘邦想招这500人到洛阳，这500壮士因不愿背齐臣服于汉而在海岛集体自杀。田横等500壮士自杀的壮举可以说是中国武士道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再看看明清时期的国人。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孩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间，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形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斗殴时揪头发。”
　　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1813~1860）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的‘小心’，即‘胆子要小’。”
一位叫峰洁的日本人在他写的《清国上海见闻录》里讲到上海某军营：“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乏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雄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个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由此看来，别说普通中国人，就是作战的军队连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了。
　　第二说侠义。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侠义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写起，从豫让这个小人物写起，皆因为豫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失败的豪杰，敢于抚哭叛徒的吊客，“虽然落后但仍非跑到终点不可的英雄。”豫让是晋朝晋卿智谣的家臣，很受智伯的信任，后智伯被赵襄子所杀，豫让逃到山中说：“士为知己者死。”于是隐姓埋名携匕首行刺赵襄子。后行刺不成被捕，求得赵襄子衣服，他拔剑三击其衣，曰：“可以为智伯报仇矣！”遂拔剑自刎。豫让为什么舍生取义为智伯报仇？《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的回答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即为了维护人格与信义，为了倾听自己的良心。
　　侠的最高境界是天马行空；侠的行事风格是讲义气、重然诺。在那个时代，侠人义士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图报，赴汤蹈火；受人之托，一诺千金。所谓“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是也。出现了诸如赵氏托孤、聂政刺侠累和风萧萧易水寒、荆轲易水别太子丹刺秦王等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代男儿的悲壮与决绝，告诉了后代什么叫“只叫人生死相许”。
　　然而，到了明清，侠客的“侠”和“义”似乎都不见了，都成了权力的奴隶。《三侠五义》第四十八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即“心中乱跳”“匍匐在地”。江湖自由身一旦和权力相遇，立即显出了十足的奴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是奴才。
　　第三来看看儒。春秋战国士人每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每每把自己看成是和君王肩膀一般齐的朋友。尤其是儒家表现的更突出。孔子周游列国，唯传“道”而已，坚持“合则留，不合则去。”颇有点“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的味道。正如他在《论语·述而》中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的九世孙子顺也是好样的。“子顺相魏凡九月，陈大计辄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见用，是吾言不当也。言不当于王，居人之官，食人之禄，是私利素餐，吾罪深也！’退而以病致仕。”（《资治通鉴》第1卷第174页）你看，子顺因提的意见不被魏王采纳，就把相位辞掉，那时人们头脑中的“官念”之淡漠由此可见一斑。断然没有如今“贿选”和“买官卖官”的事发生。
　　春秋战国士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情操，一直延续到两汉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子。西汉宣帝时的太子师傅疏广、疏受，是亲叔侄俩，深得宣帝信任。有一天，疏广对侄子疏受说：“我听说，知足者不受辱，知进退者不跌倒。你我现在官位已高，声誉远播，倘若再迷恋眼前的荣华富贵，恐后悔。”于是，叔侄俩同一天向汉宣帝提出辞呈，退休回家养老。离开长安的那一天，街道沿途挤满了观看的人群，都称赞叔侄俩贤明。
　　历史的车轮行驶到明王朝，士人别说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就是连做人的自由也没有了。朱元璋针对士人专门制定了一条法律，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育，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朱元璋心狠手毒，说到做到。贵溪文人夏伯启砍断手指，誓不做明朝的官，朱元璋大怒，派人把他拘到京城斩首。明代首屈一指的士人高启善，善写歌行体诗，为世人所推崇，朱元璋召他为《元史》编修，后又授户部侍郎，被他推辞，朱元璋一怒之下，把他斩首南京。朱元璋嗜杀，他的儿子朱棣更加嗜杀。朱棣推翻建文帝的那天，要建文朝的方孝孺写登基诏书，方孝孺不写，“上大怒，令人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尽杀之，然后出方孝孺磔之聚宝门外。孝孺慷慨就戮，时年四十六岁。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纲鉴易知录》第8卷第1402页）
　　明朝有“瓜蔓抄”，清朝有“文字狱”。两朝对儒生出身的大臣恩威并用，驯化得除了知道做奴才外就是做奴才。清代大贪官和珅，身为乾隆朝首辅，和乾隆说话从来都是以奴才自居，知道的说不知道，不知道的更是洗耳恭听。但有一点他是不含糊的，那就是一旦乾隆皇帝放松警惕，他就大肆贪污，中饱私囊，尽一切手段把他大清家的财富弄到自己手中。在和珅的眼中，什么人格，什么尊严都是空的。
　　最后是结论。通过对以上历史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人的性格是变化的。这种变化和政治、文化环境有关，也和地域的条件有关。一般地说，秦汉以前的国人性格清澈见底、淳朴天然，崇武尚义、淡漠各利；唐宋时人的性格尽管在分化之中，但仍不失波涛汹涌的大气象；而明清时人的性格越来越倾向僵死保守，是劣质化最严重的一个时期。
　　那么，秦汉以前国人的性格为何清澈见底，淳朴天然呢？皆因为那时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人活得比较自由。因为无拘束，所以才会有本真，才会有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和流派纷呈，才会有意志的随心所欲的表达。而唐宋时期，虽然已经泥沙俱下，但仍没有割断外来文化。尤其是“唐人大有胡气”（鲁迅语）。尊崇道家“无为而治”，又把人的思想解放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唐朝全盛时，来中国的遣唐使络绎不绝。正如王国维在《读史诗》曰：“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远人都有如归乐，此是唐家全盛时。”那时，唐太宗对来自各国的使者不拘礼仪，他们按照他国的风俗不拜也不跪，太宗照样很高兴，欢迎他们。绝不像清朝1793年英使马嘎尔尼来时，为了一个跪拜礼和人家纠缠了一个月。明清时人的性格为何越来越倾向保守封闭僵死呢？也因为明清的专制过于发达。在一个“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社会，人们对权力的态度是奉承唯诺的，舍此不能生存。
　　对于专制文化对人的性格造成的影响，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忽然想到》一文中说：“暴君的专制使人变得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这才渐近于正常的活人。”我们说，在一个“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眼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鲁迅语）的社会，人们还敢想什么，做什么呢？请看一个数字：公元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在世界的重要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十九世纪，剧降为0.14%。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如江河日下呢？答案是：强权代替了一切，人的本性被压抑，人的创造活动被扼杀，这就是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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