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安史之乱前的政风 - 《公民与法治》 2014年第21期 (总第1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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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安史之乱前的政风

◎ 关玉生

　　一个王朝的覆灭或出现大的变故，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唐代安史之乱的爆发，也不是一时的原因，而是唐玄宗晚年怠政、荒政、沉湎后宫，先是任用奸相李林甫，后又任用奸相杨国忠，致使政风、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而酿成的。
　　那么，安史之乱前的唐王朝的政风又是怎样的呢？具体地讲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风而靡。应该指出，唐玄宗在位的前期，“近忠良，退不肖，赏罚尽公，请讬不行，纲纪修举，当时翕然有贞观、永徽之风。”（《通鉴》语）使大唐王朝走向了“开元之治”的盛世。政绩是有目共睹的。但随着执政时间的延长，他渐渐腐败了。天宝三年（744年），他就对高力士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答：“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即成，谁敢复议之者！”（《资治通鉴》第15卷第6862页）高力士的回答显然不符合唐玄宗的意思，玄宗大不高兴。力士看如此情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玄宗后宫美人，他先是宠爱的武惠妃，可好景不长，武惠妃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得产后病死了。后宫三千竟无中意者。也许是玄宗宫闱寂寞难耐的缘故，于是让高力士“潜搜外宫”，当发现寿王瑁（唐玄宗和武惠妃生的皇子）之妃“杨氏之美，绝世无双”，且“肌态丰艳，晓音律，性警敏，善承上意”之时，连老公公和儿媳妇的名分也顾不得了，于是“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娶左卫郎将韦昭训之女。潜内太真宫中。”“不期岁，宠遇如惠妃，宫中号曰‘娘子’，凡仪体皆如皇后。”（《资治通鉴》第15卷第6862页）
　　杨贵妃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入宫，唐玄宗也于开元二十五年“专以声色自娱”。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就是描写此种情形的。自贵妃入宫到天宝十四年（755年）即安禄山、史思明爆发叛乱的这十八年间，玄宗每年的十月都要带着贵妃到骊山的温泉宫去泡温泉。过去是去一下就回，自贵妃入宫后，一住就是几个月，一直到第二年的春暖花开才回京师长安。这期间，他们二人演绎着诸多充满浪漫情调的爱情故事。其中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窃窃私语，也有“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海誓山盟。当然，二人的浪漫情愫也有苦味的时候。贵妃的妒劲十足也使玄宗尝到了“女人近之不逊，远之则怒”的味道。史载，贵妃和梅妃的争风吃醋曾惹得玄宗大怒，命高力士送回娘家，但送归之后，又发脾气，“上不怿（不高兴），比日中，犹未食，左右动不称旨，横被捶挞”。还是高力士善解帝意，“又迎贵妃归院，遂开禁门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后宫莫得进矣！”（《资治通鉴》第15卷6873页）天宝八载（749年）二月，贵妃又旧病复发“复忤旨”，玄宗又把其送归私第，送归即又后悔，“遣中使赐以御膳。妃对使者涕泣曰：‘妾罪当死，陛下不杀而归之。今当永离掖庭，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赐，不足为献，惟发者父母所与，敢以荐诚。’乃剪发一缭而献之。上遽使高力士召还，宠待益深。”（同上，第6898页）
　　如果说，帝王宠爱一女子尚构不成腐败，尚不可怕的话，那么，这种因爱而导致的人斗志上的衰退，因爱而引发的公权力的介入，也即是说因爱而造成的腐败问题则是可怕的。
　　史载：“贵妃方有宠，每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织繍之工专供贵妃院七百人，中外争献器物珍玩。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王翼以所献精美，九章加三品，翼入为户部侍郎；天下从风而靡。民间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门楣。”妃欲食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比至长安，色味不变。（同上，第6872页）杜牧《过华清宫》诗曰：“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大致就是描写此种情况的。
贵妃有宠爱，恩及全族。贵妃的三个姐姐韩、虢、秦三夫人皆得幸于玄宗。三夫人凡有所求，“府院承送，峻于制敕；四方赂遗，辐凑其门，惟恐居后，朝夕如市。”三夫人又“兢开第舍，极尽壮丽，一堂之费，动逾千万；即成，见他又胜己者，辄毁而改成，虢国尤为豪荡。”（同上，第6892页）
　　说起这位虢国夫人，在四川老家时，她不但和族兄杨国忠私通，而且入京后也深得玄宗宠爱。唐张祜诗曰：“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即是描写的她清晨入宫朝见唐玄宗的情形。
　　天宝十二载（753年）冬十月，三夫人随着玄宗幸华清宫，三家会于国忠第，“车马仆从，充溢数坊，杨氏各家，队各为一色衣相别，五家合队，灿若云锦。”正如杨国忠所言：吾本寒家，一旦富贵至此，唯极乐耳！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唐玄宗从宠爱贵妃一人而及全族，此典型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也。而这种因爱而导致的“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和“献精美者升官晋爵”，也即是说因爱而演变成的政治上的黑暗与腐败，足以把一个社会的政风、社会风气败坏，进而毁掉一个王朝。安史之乱前的唐王朝，经过“开元之治”的积累，十分富足。“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唐长安城西北来的第一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富足者无如陇右。”然而，由于唐玄宗的腐败，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一切都变成了记忆。
　　唐玄宗的骄奢淫逸毁掉了唐王朝，也使他这位老皇帝尝到了颠沛流离之苦，尝到了“没有国也就没有家”的滋味。安史叛军攻破潼关后的一天的黎明，天下着小雨，唐玄宗带着贵妃姐妹，宰相杨国忠、武部尚书韦见素、将军陈玄礼等一行人就踏上了西逃之路。在经过兴平县马嵬驿时，“六军不发”，乱军首先杀死了杨国忠，接着又逼迫着他处死了他心爱的妃子杨贵妃。然后又踏上了南逃蜀地的艰难征途。一年以后，两京（洛阳、长安）平定，他才辗转回到长安，在路过马嵬驿时，让侍从打开一年前草草埋葬的贵妃的坟茔，“时尸体已化，唯香囊完好”，玄宗睹物思旧，倍加感伤。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肯去”的诗句，可谓道尽了玄宗到此时的感伤和无奈。“特权之享”，必然带来“特权之祸”，我看放到唐玄宗等人的身上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二、亲小人，远贤人。用人问题，历来是为政之要。而唐玄宗恰恰是在用人上出了问题。他先用的是李林甫。这李林甫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史籍的评价是：“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大乱，而上不知悟也。”（《纲鉴易知录》唐卷第752页）这就是历史上真实的李林甫。
　　李林甫于天宝十一年（752年）十一月死后，唐玄宗本来应该接受教训，任用一个贤明的人为宰相，可是他又任用了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为宰相。这杨国忠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史载：“杨钊（国忠原名），贵妃之从祖兄也，不学无行，为宗党所鄙，从军于蜀，得新都尉。考满，家贫不能归，新政富民鲜于仲通常资给之。杨玄琰（贵妃叔）卒于蜀，钊往来其家，遂与其中女通（即后来的虢国夫人）。”（《资治通鉴》第15卷第6866页）就是这么一个缺德无行之人，玄宗竟让他当了宰相。这杨国忠一旦为相，除了极尽奢华外，就是贪污，就是投其所好，就是报喜不报忧。《资治通鉴》记载他为相后，“家中积绢三千万匹”，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多大的数字，我不得而知。这个数字在唐代以前的贪官中，是不是最多的，我也不敢说，但我相信数目相当惊人就是了。杨国忠最可恶的不仅贪，居然敢隐瞒战争失败的责任。天宝十载（751年）夏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征南诏蛮，和南诏军战于西洱河（即今大理的洱海），“士卒死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天宝十三载（754年）夏六月，剑南留后李宓入击南诏蛮，全军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凡二十万人，无敢言者。”（以上见《纲鉴易知录》唐卷第1320页）两次征南诏之战死二十万人，如此大的事情，杨国忠居然敢瞒着朝廷，敢以假乱真，足见玄宗执政后期朝政腐败到何种程度了。
　　三、罚赏失度。这里我举两个例子。一，天宝十三年（754年）秋，关中大雨。“上忧雨伤稼”，于是问宰相杨国忠庄稼淹了没有？“国忠取禾之善者献之，曰：“雨虽多，不伤稼也。”上以为然。扶风太守房琯不同意杨国忠说的，把自己所辖地区庄稼受灾的情况如实报了上去，杨国忠大怒，找理由让御史把房琯关进了监狱。“是岁，天下无敢言实者。”说假话的得到信任，说实话的却进了监狱，还有比这再失人心的么！二，在安禄山反叛的问题上真假不辨。安禄山“阴蓄异志，殆将十年”，其狼子野心早有所著。（比如瞒着朝廷日夜操练军队）。对于他的反相，武部尚书韦见素专门向玄宗作过汇报，曰：“安禄山请以三十二蕃将代汉将，其反状明矣！”（安禄山在叛乱前提出请以蕃将换汉将）玄宗听武尚书反映的是安禄山，“大不悦”。唐玄宗始终认为，“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以至发展到他听不得禄山的不好；以至发展到“谁言禄山反他就把谁绑起来去审问”；以至形成“朝臣人人都知道禄山要反，唯玄宗一人不知”的局面；以至到最后禄山反叛大军的先头部队已到了太原，“太原具言其反状，上犹以为恶禄山者诈为之，未之信也！”以至禄山反叛的消息像雪片一样飞来，他皇帝老子才如梦方醒。
　　唐代“安史之乱”的爆发，从表面上来看是唐玄宗想任命安禄山为宰相，并已让一位叫张垍的人草就制书，后因宰相杨国忠坚决不同意而作罢，这一绝密被张垍泄出后，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反于范阳（今北京）”，实则是安禄山看透了唐王朝的腐败丛生、武备废驰、上下离心而作出的必然选择。对于安禄山这样一个野心家来说，什么才是他的“天赐良机”，他眼中的“天赐良机”就是王朝的腐败，和由腐败产生的种种危机。一个政权一旦腐败，就没了精神，没了战斗力，自然也没了未来。正所谓“君骄则失其国，夫骄则失其家”是也。
有道是：“城下路，凄风露，今日犁田古人墓。”唐代安史之乱的爆发尽管已过去千年，已成为人们遥远的记忆，但是，我们回味那段历史，仍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这些历史启示是：
　　一，政风问题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清廉的政风必然拒绝腐败，所以风气问题从来不是小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情，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是现在，但历史早就证明，此论切中时弊。
　　二，上开一源，下生百端。有道是：“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洁。”一个朝代的政风乃至社会风气如何，上面是关键，当权者清廉、清正，下面也一定清廉、清正。想当年，唐玄宗初继位，为何朝廷上下有“贞观、永徽”之风，皆因为他从政清廉。后来为什么政风、社会之风都坏了，以至爆发了“安史之乱”，也是因为他腐败了。
　　三，风气问题难成易败，难得易失。也就是说，培养一种好的风气难，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而把一个好的风气败坏，却相对容易得多，做几件坏事就可以了。这道理和“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是一样的。这就告诉我们，“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问题必须慎终如始，丝毫松懈不得。
　　“世事悄然已隐去，忍看花好月难圆。”大唐王朝是中国历史的骄傲。盛唐的开放和大气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然而，这一中国封建社会的鼎世辉煌却被唐玄宗晚年的腐败葬送了，回忆起来，这多少有点遗憾。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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