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工程”为何大失民心 - 《公民与法治》 2014年第23期 (总第1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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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工程”为何大失民心

◎ 沈栖

　　“民生工程”，顾名思义，是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和建设，理应受到民众的赞许，政府也由此得到民众的拥戴。然而，现实生活中，常有事与愿违的例证。兹举新近发生的两例——
　　江西省赣州市2009年立项建设的钟塔主题公园，日前以停建的方式宣告计划失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4.5亿元。
　　吉林省吉林市投资3亿元建设的客运站，两年多来，仅有几趟省外车辆在运行，近日，政府宣布：将另择地投资10亿元新建客运站。
　　何以故？前者是因为造价过高，但设施又不齐全，且票价昂贵，令当地人却步，即便有外地游客也是旅迹罕至，年收入仅有30万元；后者则是因为地理位置较偏远，也没有公交线路等配套设施，导致乘客和车辆都“敬而远之”。这两项“民生工程”显然是大失民心！类似耗资数亿元的“民生工程”由于决策失误而成为了“闹心工程”的情形并非始于今，似难绝于后，故值得一议。
　　“民生工程”首先得倾听民声、表达民意。哪些是亟需规划和建设的“民生工程”？这些“民生工程”该如何建？建在哪里？应该具有哪些功能？等等，最有发言权的是民众，而不是政府官员。即使是政府形成决策，它也应该是以相关信息全然公开透明，充分听取民众意见和建议为基础的。但现如今，在地方政府决策的机制中，决策及相关信息常被垄断，民意处于被架空的境地，无法发出有价值、有导向的声音，即便有某些碎片化的意见和建议也无法纳入决策框架，以致民众对政府决策的过程、内容知之甚少，民意没有表达权，也直接导致监督权的矮化甚或虚化。
　　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和建设的载体，“民意工程”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科学，它除了需要类似听证会这样的民意表达方式外，还亟待有专家的咨询和论证。上述两例，显然是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缺失一套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由某些位高权重者“说了算”。记得当年周恩来总理说过，一个项目能否上马，专家的论证也不能光有“可行性论证”，还得有“不可行性论证”。我的理解是：在这两种论证的比对中，找到科学的决策路径。时下，某些地区热衷于“第一”、“之最”之类的大项目，“手笔”不可谓不大，但有多少是经过“可行性论证”与“不可行性论证”并举的决策程序？无怪乎，打着“民生工程”招幌的“烂尾工程”在各地屡见不鲜。这类所谓的“民生工程”与其说是让民生得意，不如说是给某些“首长”脸上增辉添彩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与民生不搭界，却耗去了巨额的纳税人血汗钱！
　　毋庸置疑，大失民心的“民生工程”乃是地方政府决策失误的表征，但现实生活中，却几乎没有谁因此而承担行政责任，遑论被追究法律责任！出现这些“败家子”的事儿，官场往往有两句遁词：一是“交点学费”，二是“集体讨论”。前者淡化了责任，后者回避了责任。我则认为：责任追究是防止、减少乃至杜绝决策失误不可或缺的手段，让决策者为自己的决策失误“埋单”，或调离领导岗位，或降职处分，或向公众检讨、道歉，总不能“崽卖爷田不心疼”。一旦决策者需要为自己的决策失误承担风险，并且将决策效益列入干部的绩效考核范畴，那么，“钱用在刀刃上”这一起码的财政伦理才会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