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忘却的记忆 - 《公民与法治》 2014年第23期 (总第1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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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20周年。为了不忘国耻，记取历史经验教训，本刊发表《不可忘却的记忆》一文，以期唤醒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思考。

不可忘却的记忆

◎ 易水寒

　　1894年9月17日，汹涌的黄海波浪翻滚，北洋水师奉命押送运兵船去朝鲜执行任务的舰队正穿行于波浪之中。当舰队行至朝鲜鸭绿江口的大东沟附近，突遭日军舰队攻击。经过激烈的海战，北洋水师尽管重创日本旗舰松岛号等舰只，但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四舰被击沉，包括致远号管带邓世昌、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在内的数百名将士沉落碧海。这就是中日有名的甲午海战。凶狠的日本军国主义得寸进尺，欺软怕硬，又于1895年2月，集海陆军围攻威海卫。按理说，在自己家门口打仗，无论如何应该让敌人有来无回，但北洋水师竟毫无抵抗能力，致使包括“镇远”、“定远”二铁甲舰在内的所有舰艇不是被日军击沉，就是被俘获。自此，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中日甲午战争的烟云虽然已经散去120年，虽说当年流血的先辈们尸骸早已沉落碧海，但是，回忆那段历史，仍然是中华民族心中永远的痛。一个具有千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4.36亿人口的大国，何以败给国土面积仅为中国的三十分之一、人口6700万的小国日本？其中我们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训？值得我们永远地思考，再思考。
　　第一，败在制度的腐朽上
　　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得到飞速发展，相继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以天朝自居的清王朝，依然在做着大清帝国的美梦，依然在维持着农业手工业主导的社会形态，闭关锁国，拒绝任何改革开放。1793年，英国政府派马戛尔尼来华，想以给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打开中国的市场，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商务关系。英使带来了许多礼物，据记载价值1.3万英镑，但是觐见的礼节却成了问题，乾隆帝非要英使行跪拜之礼，英使不同意，说只有对上帝才能下跪，对英国女王也只有单膝下跪吻手礼。两方竟为此争执了一个多月。一直到中方同意屈单膝觐见，此争议才算结束。但在对英使提出的贸易要求上，乾隆帝却一概予以拒绝。
　　19世纪中叶，英国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身份，开始向全球扩张，其中剑指的就有中国，冀图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1840年6月，英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而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腐败的清朝政府一筹莫展，只好苟且偷生，在洋枪洋炮的淫威之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英国得逞了，紧接着法国来了，德国来了，俄国来了，美国来了，连同日本也来了。诸多列强蜂拥而入，趁火打劫，妄图将中国这块大蛋糕切得四分五裂。他们以各种借口对中国发动侵略，又以种种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什么《北京条约》、《天津条约》、《辛丑条约》等，每一份条约都像一把锋利的刺刀刺向中国的心脏，压得中国每一位华夏儿女喘不过气来。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为了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了无数次的反抗，但又无数次地在帝国主义的枪炮声中倒下。这期间，吸取历代园林精华、集中华历代文明之瑰宝的圆明园被焚烧，大量的稀世珍品、金银财富被掠夺。香港、澳门、外兴安岭等地一夜之间也插上了帝国主义的旗帜。从此，中国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神州在呜咽，江河在恸哭。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许多仁人志士要求改革国政，但是晚清实际上的掌权者慈禧太后却固守老皇历不放，说什么：“祖制不可违。祖制所有，不可妄废；祖制所无，不可妄作。”真可谓：“清弱，弱在西太后；清亡，亡在西太后”是也！
反观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全面开启了近代的制度变革与社会变革。社会结构、国民心态、发展模式等等都从传统步入现代。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可以这样说，中日甲午战争未战，胜负已成定局。尽管当时的北洋水师也不乏有邓世昌、林永升那样慷慨赴死的将领，但“万物尽秋色，一室难为春”，在已然腐朽的制度面前，零星的个体抗争，作用能有几何？
　　第二，败在精神没落上
　　一个民族必须要有民族精神。日本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什么？是八纮一宇说。什么意思？就是将四面八方置于日本的一宇之下。日本16世纪的封建领主丰臣秀吉是这种理论的提出者和实践者。1591年和1597年，他两度派遣大军从釜山登陆，侵略朝鲜，占领朝鲜的开城、京城和平壤三都并剑指明朝。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本，丰臣秀吉的阴谋才未得逞。
　　日本江户幕府后期提出对外扩张计划的是佐滕信渊，他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提出：征服支那，则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佐滕信渊先征服满洲，然后征服全中国，进而全亚洲，进而称霸世界的策略，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的思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先导。
　　福泽谕吉是直接阐发对华侵略的思想家。作为启蒙学者，他力主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与其“共进退”，同时把中国作为“恶友”予以抛弃乃至侵凌，这便是他的“脱亚理论”。为“脱亚”、“侵亚”，福泽力倡穷兵黩武。他在书中叫嚣：“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子弹。”福泽的言论可谓是7年后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的首唱。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日本是一个独具文化疆土的国家。我们说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日本的民族精神根植于其根深蒂固的侵略文化。对于侵略扩张，日本不但有系统的理论，而且有丰富的实践。我们可以这样说，“侵略扩张”是日本大和民族一种难解的“情结”。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又是一个畏强凌弱的民族。谁强，他跟谁交朋友；谁弱，他欺侮谁。在日本的民族心理中，他们可以崇拜盛开之后即刻凋谢的樱花，认为人生就应该这个样子，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即使死了也是幸福的。那些武士对征服弱者充满快感，在强者面前又十分温顺。这一方面是日本的侵略文化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其狭隘的岛国心理的一种表现。
　　日本在和中国的交往中，他唯一所屈服的是中国的唐代。为什么？因为唐代强大。公元7世纪，日本曾侵略过朝鲜的高丽、新罗和百济，这次侵略被唐朝和新罗联军所击败。这就是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白江村之役”。惨败的日本在战争中看到了唐朝的强大，于是马上转入和唐朝友好，先后派出30余批遣唐使到当时唐朝的长安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和科技。如今，我们漫步日本的奈良等城市，仍可以看到唐风洋溢的仿唐建筑，仍可以看到他们学习唐朝的影子。然而，一旦中国不再强大，特别是步入近现代以来，由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日本又看到了这个封建帝国的软肋，于是又开始侵略瓜分中国。而清朝之所以落败于日本，完全在于清朝已没有了敢和强敌一拼的精神。史料显示，《马关条约》签订前，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条款过于苛刻，希望迁都再战。可清政府再也没有打下去的勇气。他一是怕已沦为敌手的辽东祖宗陵遭羞辱，内心已恐；二是怕北京经营多年，有无数珍宝落入敌人之手；三是怕清廷迁入到内地后遭到不测。都是心病！权衡再三，认为还是割地赔款的好。割地赔款，损失是全国人民的；迁都再战，损失的搞不好就是清廷自身。在这么一个鼠目寸光，患得患失的政权面前，中国人民遭受种种屈辱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第三，败在腐败上
　　甲午海战前的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的综合实力，其实不相上下。北洋海军1888年成军，有25艘舰艇，有旅顺、威海、大沽三处基地。其中“定远”、“镇远”二舰为一等铁舰，装有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中央装甲堡式铁甲舰。况且军队训练水平亦不亚于西方。日本的联合舰队有31艘舰艇。其中有专为克制“定远”、“镇远”铁舰而设计建造的3艘“松岛”级军舰，还有当时世界上火力最猛最快的“吉野”号巡洋舰。
　　对于两国舰队的实力，宗泽亚在其著作《清日战争》中评论说：清朝的外国战舰在吨位上名列亚洲第一，但综合比较两国舰队的各项指标，日本联合舰队优于清朝水师。马幼恒说得更加明确：“（甲午）未开战时战果已经写就草稿。”战前两国海军在硬件尤其是软件上相去颇远。战事刚过，西方海军人士和媒体记者也发表文章评论说：“北洋海军在黄海之役还未致一仗而全军覆没可谓是奇迹。”
　　中日两国舰队的实力其实差距并不大，为什么“一仗未致即全军覆没”。两艘称雄亚洲的铁甲舰，一艘自沉，一艘被日本俘获，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利器。
　　答案是肯定的：败在上下的腐败上。从清廷来讲，李鸿章是在大办洋务中发了大财的一个人。正如留美的洋务要员容闳说，李（鸿章）“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其中相当数量的银子还存在“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他害怕继续与日本开战致劣迹暴露，于是顾不得千秋骂名向日本妥协。李鸿章就是晚清政府的缩影，他身上折射的就是王朝因贪腐而导致没落的死光。而从北洋水师来讲，也是腐败横生。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威海、烟台、福州有五套公馆，在舰队常去之地金屋养娇。威海海战的紧要关头，“定远”、“威远”二舰管带邱宣仁、林颖启竟在岸上嫖妓未回，二舰因无人指挥，被日军击沉。军队腐败如此，哪里还有战斗力。
　　后来有人这样评价中日甲午战争：凭当时的条件，日本无一仗有胜算的把握，但却完胜；清军无一仗能败，但又都是败。比如，具有60余座炮台要塞群构成的旅顺口和大连湾防御体系，因地势显要，火力强大，被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即使清军在所有的地方都战败，他也应该在这里赢得一场绝对的胜利。但是清军在这里只打出了两发炮弹，主将就弃阵而逃，士兵也都弃枪而散；一百多门崭新的克虏伯大炮，二百多万发炮弹，二千多万发子弹，全部成为日军不战而胜的战利品和进攻中国的武器。
　　由此来看，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与其说被日本所灭，还不如说被自己的腐败所消灭更为妥当。一支军队，能不能打胜仗，武器是重要的，但比武器更重要的是士气。而士气来自哪里？来自于官兵同甘共苦，来自于严格的组织纪律。而所有这一切都拒绝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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