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教育的价值评判问题 - 《公民与法治》 2010年第3期 (总第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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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德教育的价值评判问题

◎ 任平

我们中国是一个重道德教育的国度，历史典籍中关于道德修养、道德教育的论述不胜枚举。道德教育的价值如何？恐怕不能估计过高。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非常有限，非但不是无限大，而且存有致命的缺陷。这种致命的缺陷就是儒学过分强调个人的内心修养而轻视制度的设计。中国传统社会重德轻法、重自律轻他律、重教育轻监督的传统和儒学的倡导密切相关。儒学既没有西方社会那样的基督教的精神约束，也没有世俗的配套法律。因此，以儒学为主的道德教育更多的是停留在说教上，甚至某些时候成了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精神工具。
就拿被历代统治阶级推崇备至的伯夷、叔齐让贤的故事来说，伯夷、叔齐弟兄俩均为商末孤竹国国君之子，国君欲传位幼子叔齐，叔齐认为应该由长兄伯夷即位方合于礼。而伯夷又认为叔齐即位是父亲之命，为人子者应遵从父命，执意不肯即位，于是选择出逃回避。叔齐依然不肯即位，也出逃回避。最后两人隐居于一个叫首阳山的山中，以采野菜为生，不久饿死。伯夷、叔齐谦让君位的故事，历代统治阶级都大力渲染提倡，按理说应该有效果才是，但是事实实难尽如人意。大家知道，封建社会的宫廷有两件最要紧的事，一是太子易人，二是皇后更替。恰恰是这两件事最缺乏谦让精神，表现也最为血腥。历史上因争夺储君（太子）之位而骨肉相残喋血宫门者可以说不乏其人，连一代明君唐太宗都难以幸免。以至太子易人成了历代老皇帝最为头痛也最为伤心之举。
　　仅此一例就可以说明，儒家经典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脱离实际的问题，儒家以所谓的尧、舜、禹等为榜样，以此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根本就不现实。既然目标高不可攀，空喊口号，言行不一也就在所难免。
　　历史给了道德教育一个很好的注脚。现实社会的种种表现又说明，刻意的正面教育，效果同样不佳。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是我们引以自豪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十分不满意的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也成了不争的事实。就拿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深恶痛绝的似成风气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这一现象来说，我们热衷于正面教育行吗？显然不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这种丑恶现象久刹不绝，关键在于体制，在于权力高度集中，在于对“权力寻租”这种行为打击不力。我们不是无章可循，而是有法不依和违法不究。法律法规都有规定，选用人必须公开透明，贯彻“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然而，实际操作中，我们从来没有发现选票有透明的情况发生。民意测评不公布票数，各种选举也只公布结果，不公布票数。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倘若选票透明，也就等于使“权力寻租”成为不可能，也就等于使“买官、卖官”难以成行。用人行政之所以藏“猫腻”，最让人不明白，要害就在于暗箱操作。还有，网络和媒体对政府信息的质疑或恶搞，如“被代表”、“被就业”、“被满意”等等，对此有人形象地称为“社会墙”。这些“被”句式的流行，凸显了社会民意对政府行为缺乏应有的认可和信任。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绝不是一句“缺乏教育”能概括得了的。应该说，“社会墙”的产生既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其经济方面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首先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中国社会步入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的解构与建构，多元利益的分化与调整，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冲击着原有的社会信任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墙”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第二是“社会墙”的背后，既有公权力失去监督，产生的权力腐败问题，也有一些政府部门不作为乱作为、或违法施政从而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既有市场经济条件下过度关注经济利益而出现的见利忘义，也有社会成员由于缺少安全感对社会产生的高度紧张；既有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有贫富群体之间产生的情绪对立。可以说原因多多。对这些复杂问题只进行所谓的教育显然无济于事。
　　如何拆掉“社会墙”，教育仅仅是一个方面，必须深化改革，健全法治。一是要保证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是问题解决的前提和基础。有公民的知情权，才会有公民的认同；有公民的认同，才会有公民的信任。没有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就无所谓认同，没有认同，也就无所谓信任，这是政治的铁律。二是要畅通公民利益的诉求渠道。古语云：“善为民者，宣之使言；善为川者，决之使导。”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善于治理老百姓的，要让他们把话讲出来；善于治理江河的人，要善于疏通渠道。民怨宜疏不宜堵。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能畅通地表达，并能得到及时地处理和解决，你让老百姓去“闹事”，他也不见得去。三是要对权力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权力行使的失控会导致各种“潜规则”支配社会的实际运作，对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观念会造成严重的侵蚀，与此同时，公众的信任感和社会的认同感也会急剧丧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一种重建信任的机制，极为关键。
　　与中国的道德教育的方法相反，古罗马重制度设计的招数似乎更有效。据有关资料记载，古罗马军队中曾出现过严重的不公平现象。面包由长官分发，他把最大的留给自己，小的分给普通士兵，士兵很有意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试图像我们那样靠榜样的力量进行说教解决，但效果不理想，以后他们转而制度设计：分面包时一个人负责切割，另一个有权首先挑选。这样一来，那个切面包的士兵为了避免自己吃亏，就会十分小心地把面包切得一样大小。制度胜于说教，从此，古罗马军队中分面包不公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我们说，西方重视法制，是因他们尝到了制度设计的甜头，是因为他们有制度设计的传统。而我们重德轻法，尽管屡屡受挫，却始终难以改正，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缺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把事情的成败与否建立在人的道德教育上是靠不住的，道德教育有其价值，但价值不能无限放大；榜样是有力量的，但也不能说力量是无限的。如果把道德教育的价值无限放大，那么，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昏君、贪官辈出就难以解释；如果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历代统治阶级备加推崇尧舜禹等典范，为何没能使封建社会因争夺皇位而发生的宫廷喋血事件有丝毫减少呢？！中国传统的儒学有其合理的成分，但迂腐和说教乃至虚伪相当严重。这样说来，要真正解决问题，在重视教育价值的同时，必须更新观念，把制度建设放到突出位置，在我们这样一个缺少法治传统的国度尤其如此。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语）。制度的价值大于教育的价值，这应该是不是问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