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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说真话应成为时代品格
◎ 雷泓霈
     3月6日东北网报道,“做高官20多年讲真话越来越难”,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直言,当前迫切需要改变的官场歪风相,买官卖官愈演愈烈;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领导视察难获真实情况。他希望高层领导带头做起,扭转这种不健康的局面。
真话就是实事求是的刀斧,可以铁面无私地砍去遮掩在社会发展面前的荆棘、脓疮,砍去真理周围的混乱无序的垃圾思维,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问题、弊端,有助于人们更迅捷地发现问题、接近真理、推动发展。人类社会能得到源源不断地推陈出新,就是建立在敢说真话、崇尚真理的基础之上的。
遗憾的是,因为说真话会触痛某些人的痛处,揭穿某些人的伤疤,让某些领导没面子、没有政绩,无论是世俗观念,还是官场评判标准,都毫无例外地将说真话者当做“愣头青”、“放大炮”,政治不成熟,不老练,真话信仰者往往会成为“扫帚星”“不识时务者”,无论在干部提拔还是能力评判,都打入另册,受到轻视甚至是冷遇。于是懵懵懂懂、血气方刚的年青人不得不收敛锋芒,躲躲闪闪,含糊其辞,磨平棱角,成为见风使舵的“交际油条”,成为“看人说话”的假话高手,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干一些口是心非的事情,出台一些不痛不痒的决策,挖空心思谄谀媚上、报喜不报忧,崇尚“老好好”。因为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精力没少费,经费没少花,效果很一般。无论对于行政工作还是精神发展,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现实生活中也多敢说真话者,但讲真话者多是退休者或是晚年者,如“2005十大敢讲真话者”之一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抢在10月退休前,五次发飙,声称:“反正我也要退了。”“我调查的结果是,中小学乱收费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不是学校在乱收费,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学校乱收费。而高校乱收费主要责任在高校本身,是高校的领导在变相乱收费。”巴金的代表作40万言的《随想录》,也是晚年写就的。日前,《中国青年报》还报道了《吴冠中“大嘴事件”:89岁老人讲了真话》:美术界大部分画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他们的作品情怀和境界上不来;美协和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从中央到地方,养了一大群不下蛋的鸡;(人事派别之争)导致几十年里中国美术实际上没有什么发展和创见,美术成了政治的工具,艺术活动就跟妓院一样。
为何迟暮之年或退休之后,就能大胆直言、触动某些人的痛处、揭穿行业潜规则,因为摆脱了行政约束和名誉制约,讲真话也不会受到威胁或得到“小鞋”了。晚年、退休为讲真话提供了问心无愧的真话阵地,显露了鼓舞真话者无所畏惧的大胆秉性和“真理性格”。这种行为除了说真话者的明哲保身,也说明了,社会提供说真话者的环境真的不够宽容。所以,从这个层面理解张维庆的发言,这是一种对真话的呼唤,也是对说真话环境的精心呵护,其中透射出的忧患意识令人动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说过:“尊重领导但是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但是不迁就现实。” 所以,我们应该摒弃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老好好”思维,为“说真话”营造宽松的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那些说真话者不但不应该受到轻视和冷遇,反而应成为“座上宾”,放到真理推动者的庄严高度,认真敬仰。甚至可以对说真话者给予重要的精神和物质奖励,栽培求真务实的社会文化。
  据报道,西方国家的议会,在开会期间,人们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大打出手,虽有派系和利益纠葛,敢说真话的精神却是非常令人敬仰的。再留心一下西方国家公民和“真理性格”,他们是不惮于领导和上司大胆争论的,如果知道了而不去争论,反而是一种“懦夫表现”。这种社会文化对真理追求者的宽容、赏识无疑为真理生命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营养素”,值得我们借鉴。
责编:李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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