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什么才是对老年人最大的关怀？
现实生活中，很多自立门户的子女，很少去父母那里走动，甚至对老人不予理睬实施“冷暴力”，痛苦不堪的老人想要维权，又因相关法律不够具体而难以得到保护。现如今，对大多数的老年人来说，物质养老已不再成为问题，“精神赡养”成为新的社会课题，乃至成为一个法律难题……
老人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
2010年12月初的一天，72岁的孙大爷在保姆陪伴下，来到郑州市一家律师事务所，向律师求助，要求以无人赡养的名义起诉自己的儿子。孙大爷是郑州一家事业单位的退休干部，老伴2005年因病去世，现一直独自生活。老人精神状态良好，语言表达清晰，他不索求赡养费，只要求儿子定期回家看望自己。老人说，走法律程序实在是逼不得已。
孙大爷每月有2000多元退休金，有100平方米的两室两厅住房，家中雇有保姆。孙大爷的儿子在建筑工地上班，平时在外面搞工程，时常连个人影都难见到。老人曾给儿子打电话，多次提出周末保姆不在，让儿子回家看看，但儿子总说工程太忙，还问老人是不是缺钱，还是想要找个老伴儿。后来，儿子非要给老人雇一个24小时陪护的新保姆。其实，老人并不想要物质上的东西，到了这把年纪，要再多钱也没什么用，他就是想看看儿子，说说话。“老喽，一个亲人都见不到，可怜呀！”说着，孙大爷擦拭起眼角的泪水。
孙大爷承认，自己的儿子并不坏，经常托人给买营养品等，但老人还是坚持告儿子。老人无奈地说：“儿子赡养了我的身体，没有赡养我的精神，我更需要心灵上的关爱！”老人说，老伴因病去世后，开始一个人生活，很孤独，为此，儿子给雇了个保姆，陪着聊天、照顾生活等，女儿还隔三差五前来照看，但儿子工作忙，半年时间一共来过5次，并且每次来都是忙着接电话等，最多待半个小时就走了。
2009年7月，老人的女儿突发意外住院，老人从此享受不到女儿陪伴的天伦之乐了。失去亲人关怀后，老人觉得吃得再好、穿得再好，身边无子女照顾，晚年也是凄凉的，有时想向人说说心里话都没人。有一次老人得知：儿子送孙女学钢琴课后，没地方去就在网吧等几个小时，难道儿子真忙、真没时间吗？
其实，老人走法律程序逼儿子探望的想法缘自一个电视节目。年初时，他曾看了个电视节目，一个老人住在宽敞的别墅中，有保姆照顾，但一年到头儿女都不来看望，最后抑郁自杀了。当时节目主持人就提到走法律程序、维护精神赡养权益的问题。
面对孙大爷的状告，老人的儿子在电话中解释说，自己离婚了，生活负担很重，要带孩子，还要忙事业，为了照顾好老父亲，特意雇了保姆，感觉老人只要吃好玩好就行了，没想到忽略了他的精神生活。不过，儿子还是想不通，父亲怎么能告儿子呢，他不想和父亲对簿公堂，将私下劝父亲撤诉。
近年来，有关老人“精神赡养”状告子女的案例不胜枚举。
80岁的老刘是江苏泰州人，育有两儿一女。老刘退休后，每月有1700多元退休金，不愁吃穿，因为老伴去世多年，平时的生活一直由大儿子照料，女儿偶尔会过来看望，但小儿子长年不来看望。老刘说，虽然自己有钱花，但心里还是很孤单，十分渴望小儿子常回家看看，但电话打过多次，小儿子还是不来。2009年6月，老刘一纸诉状将小儿子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定儿子经常看望自己。对此小儿子解释说，老人平时生活有哥哥姐姐照顾，生活应该很幸福了，自己打工忙，经常加班，所以很少有时间探望父亲。为了避免老人赢了官司、输了感情，法官当庭教育小刘，说赡养不仅要保证父母吃饱穿暖，还应当包括精神上的慰藉和生活上的照料。精神赡养是道德义务，也是法律责任。法官又反过来做老刘的工作……在法官劝解下，双方得以互相谅解，并自愿达成协议：小刘每周不少于一次探望父亲，每次陪护时间不少于两小时；老刘因病不能自理时，小刘应予陪护……
所谓精神赡养，一般指在家庭生活中，赡养人履行对老人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慰藉的义务，对老人在感情、心理等方面给予关心和帮助，使老人从家庭中得到更多的温暖。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说，“精神赡养”的官司中，老人大多是离异或者丧偶，经济条件可以，他们大多精神上很孤独，在诉讼请求中，他们要求子女定期前往探望或者生病时进行陪护、照料。
“精神赡养”成为老人新需要
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已超过1.6亿，预计到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2.48亿。1999年我国进入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随着老龄化问题加剧，老年人的问题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命题。
调查显示，目前有不少老年人存在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这其中尤以独居老人为甚，严重者甚至发生消极的自杀行为，从而严重影响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心理学专家指出，老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更需要亲情的抚慰和充实的精神生活，他们的社会活动范围相对缩小，许多人往往深居简出，封闭在家里，较少与社会交往，从而容易出现心理失衡，有的因此心情抑郁、惆怅孤寂、焦虑猜疑。长此以往，势必产生一些不良后果。
医学研究表明，精神上的缺失比病痛可能更折磨人，如果老人得不到抚慰，没有愉快的老年生活，会导致一系列心理和生理疾病。相关调查显示，得到子女精神赡养的老人，要比没有得到精神关怀的老人更长寿。由于很多儿女疏于和老人沟通，一些老人往往在孤独中度日，渐渐出现抑郁症状。医学专家指出，无人陪伴、无人沟通、没有渠道了解社会，这是老年抑郁的致病原因之一。
还有，生活中的家庭“冷暴力”现象并不少见。比如子女以工作忙为由，几个月甚至一年不去探望独居父母，还有子女把老人常年送进养老院。面对“冷暴力”，老人往往苦不堪言投诉无门，精神痛苦不言而喻。绝大多数老人又不愿意采取行动维权，觉得子女的暴力行为是自己当初管教不严的结果，还担心丧失仅有的依靠。
不可否认，现代人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子女关心老人有时显得力不从心，但是不管怎样，儿女们不能遗忘孝道，百善孝为先，儿女多回家看看，拉拉家常，正如歌曲《常回家看看》所唱：“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如果工作在外，不能常回家看看，至少应该经常鸿雁传书，电话嘘寒问暖，节假日抽时间回家看看，或者把父母接到身边团聚……
毕竟，“老有所养”不可少，“老有所乐”亦不能少。
对此，河南大学心理学博士周晓认为，赡养老人，并不是每月定时往家里寄生活费，让老人吃穿不愁就行了，也要从精神上给予老人慰藉，子女们重拾“孝为先”的美德，使老人愉悦地安享晚年。周晓呼吁，子女们要好好珍惜现在的机会，善待父母，不要到失去的时候再去懊悔。有时候，尽孝就体现在细微之处，一个电话、一次相聚，对于老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浓浓的亲情才是他们晚年生活最好的快乐良方。
一些社会学者还指出，目前，可供老年人丰富文化精神生活的方式、场所少之又少，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各地的麻将馆里老年人最多的现象。无论从社会学或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精神方面上的慰藉都是老年人健康长寿必不可少的因素。岁月易逝，人生易去，每一位子女应对老人尽“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的义务，当老人们的企盼一次次落空，当风烛残年再难抵挡寥落惆怅时，孤独寂寞之手很可能将儿女们推上被告席。
“精神赡养”立法近乎空白
对老人的赡养包括精神赡养与物质赡养，物质赡养满足老人物质生活的需要，精神赡养关注老人的精神慰藉。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有相关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籍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这些规定说明，对老人的赡养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赡养，还包括精神上的赡养。
老年人对子女有一种依赖，心理敏感、脆弱，受到子女冷落，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特别是面对呈上升趋势的家庭“冷暴力”现象，有关人士称，老年人更需要法律保障，建议加强精神赡养方面的立法，将精神赡养纳入法律调整范畴，使其从道德责任“硬化”为法律义务，运用法律手段强制子女承担起照顾父母、抚慰老人的责任。比如说，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为基础，在《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等相关法律中增加有关精神赡养的内容，全面规定赡养扶助所包含的内容等。
现如今，“精神赡养”已成为老年人维权的新热点。
然而，郑州大学法学博士刘静指出，当前，我国关系到精神赡养的法律不少，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继承法》等，但涉及具体细节的一部也没有。法律上“赡养”的含义包含“经济赡养”和“精神赡养”两方面，但立法义务难以界定。制定精神赡养法不难，难在执行。比如，法律上不能规定子女一个月探视父母几次，强制执行也不具可行性。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部分城市对此已有地方法规。比如北京立法要求，子女与父母同城居住的，两周之内必须看望一次，此外辽宁等地也有类似法规。
刘静博士举例说，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有关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的条款，界定较为宽泛，现实中不好操作，物质、数额好定，而对精神上的照顾、慰藉不好界定。在国外，有的国家明确规定子女要住在距离老年父母家多少公里范围内，规定要多长时间内看望父母一次，否则，就属于虐待老人的违法行为，这种法律的明确规定，使法庭在审理赡养案件时很好操作。而目前在我国，精神赡养方面的法规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使得法庭在审理类似案件时，无法可依，无从处理，于是法官们只好给当事人讲讲道理，对于探望和照顾，也只能在调解前提下，让当事人达成子女探望父母的协议，没有法律的强制约束力。
刘静博士说，如果子女没有不管或遗弃老人，法院不能判决强制子女亲自照顾老人，只能判决子女给付赡养费，老人精神方面的空虚寂寞很难得到满足，这也说明了法律调整亲情关系的局限性，即：法律无法解决让子女实施亲自照顾父母的行为，或强制子女给予老人精神安慰。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也表示，精神赡养诉讼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精神赡养只是作出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对赡养人不履行精神赡养的义务，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并没有明确规定。法律一方面支持了精神赡养的请求，另一方面却面临着难以执行的尴尬。审判实践中，许多老人是赢了官司，却输了情感，反而可能使双方矛盾更为激化，法院固然判决支持了其诉讼请求，但诉讼的最终目的并未实现。精神赡养，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沟通、慰藉，即便是强制执行，对于解决纠纷显然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有法学人士建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10多年前颁布的，当时主要关注的是物质赡养，该法第十五条规定，“赡养人不履行赡养义务，老年人有要求赡养人付给赡养费的权利”，但却没有规定精神赡养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因此，面对老人日益增多的精神赡养案件，我国法律应当对此进行必要的补充，要立法解决目前存在的这种状况。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何解决好老人的精神赡养问题，是一个深层次话题。一些学者认为，除要求子女发扬孝敬老人的传统美德之外，还需要社会的相关配套机制。在一个长寿社会，除了解决好老年人的养老、医疗、生活照料和文化生活等基本需要外，还要满足他们参与社会的需要，促使老人们通过积极有益的活动交往，实现精神的愉悦和满足，重建自身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角色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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